城邦的衰微～苏格拉底
孕育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有个大温室，那就是规范个人行为的传统根基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夜腐朽不已。后世身为诡辩学家的专业教师及其弟子的批判方法，是导致根基动摇的一个原因。战争爆发火上浇油，道德风气极度瓦解，战争为雅典带来一批唯利是图的政客，卖国求荣，眼中所见永远只有私利，他们积极推动扩张政策，导致雅典惨败，7年之后终于打开城门，迎接斯巴达大军。由于斯巴达的扶持，雅典成立了一个反民主的政权，傀儡政权很快被推翻，民主重临雅典，然而盛极之世所凝聚的民气已经消散，社会与个人不再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凡事只凭个人的判断，奈何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再也没有人所公认的准则可供遵循。战后雅典的民心就在盲目固守传统和冷眼看待人生这两个极端之间犹移不定，对理智失去信心是他们仅有的共识。
在这样一个挫折深重而幻灭方兴的时期，苏格拉底多年来畅谈不厌的论调惹得雅典人群情激奋。他是工匠之子，终其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与同胞讨论正义、真理、虔诚的本质等重大议题，并且引为自己的职志。
苏格拉底和被称为辩士的那些专业教师不同，既不发表演说也不收取学费，他采取的是辩证法，经由问答的过程探求真理。由于矢志不渝，一生不免囊中羞涩。他析理论证的初步结果往往与改变教学的效果一样引人反感，他每能指出对方不合逻辑，却难得提出可资取代的信念。
虽然如此，他秉持绝对的标准却是毋庸置疑，他甚至相信绝对的标准可经由逻辑程序探求而得，能够经得起检验，他的伦理信念乃是建立在知性的基础上。
市民对他的敌意在公元前399年达到高潮，这种态度之所以产生，部分原因是由于苏格拉底处在战后两种极端民心的夹缝中，两面不讨好。就后者而言，他不会为新时代的先知，在他看来反求诸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躬身立行的工作，城邦与社会惯例都无法越疽代庖，正如他在《申辩篇》说的: 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一过。苏格拉底独持异议，宣称每一个个体有自求多福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对公共生活的疑虑。他说不想随波逐流的人，必须拥有的不是公众的立场，而是个人的立场。
由于上述的背景，苏格拉底在70岁时被控玩世不恭并处以死刑，他们原本是希望把他驱逐出境，但是苏格拉底坚定不移，面临死刑的威胁，仍然一本初衷，迫使陪审团没有选择的余地。苏格拉底虽然死了，不择手段要他闭上嘴巴的雅典人并没有达到目的，雅典在公元前四世纪成为百家争鸣的哲学重镇，各家学说南辕北辙，无一不自称是在发扬并阐明苏格拉底的观念。
柏拉图《申辩篇》、《理想国》
苏格拉底本人没有著作，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来自他的弟子柏拉图。《申辩篇》最能清晰呈现苏格拉底的真面目。申辩篇是柏拉图所有的作品中唯一不是以对话录的题材写成。他让苏格拉底在书中现身说法，以第一人称直接向读者说话，借此重现他敬爱的老师的人格。
苏格拉底因被控“不信城邦所信的神”与“腐化年轻人”而受审，他在法庭为自己辩护之余，借机说明自己矢志不渝献身的天职。雅典市民的本意只是要封住他的嘴巴，不是要他的命，但是苏格拉底觉得如果会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或危害他的道德立场，那么他绝不会接受。他的目的就是要规劝市民同胞切莫以身家财产为念，应该把改善心灵列为首要之物。
结果苏格拉底被叛有罪，死刑定罪，狱中探监的友人克里同家财万贯，有心祝他越狱离开雅典，见《科里同》篇。苏格拉底不愿逃走，他虽然无法苟同雅典的政治生活及其制度，仍然觉得遵守城邦法律是本分。苏格拉底本乎原则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申辩篇》已经表明他死也宁为雅典人的决心。刑期在即，依然不改初衷。死刑如期举行，见《裴多篇》。篇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坦荡，临死时神色自若、和蔼可亲，继续与友人畅谈哲学问题，而无视于死之将至，他鞠躬尽瘁，以期有益世道人心，面对死亡依旧心安理得，世事纵有大谬不然者，他兀自确信，不论生前或死后，好人断无遭殃之说。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的贵族世家，年轻时曾经有意往政界发展，但是由于苏格拉底遭民主时期的雅典法庭处死，他对政治的热忱一变而为深恶痛绝，并且主张应该由哲学家负起经国济世的重任，否则城邦不可救药。
他创办雅典学园，教学，著书，种其余生。他虽然断了参政的念头，却也试图以哲学家的立场影响当地的统治者，可惜功败垂成。他的哲学对话录大多数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发言人，多方探讨当代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理想国》，他一手创办的哲学学校，一直到公元529年，迫于罗马教皇的压力而关闭，是西方上古世界哲学研究与教学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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