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艺术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时下尚未完全满足之问题的追求。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史都有一些关键阶段，在这些关键阶段中，艺术形式就追求着那些只有在技术水准发生变化的、即只有在某个新的艺术形式中才会随意产生的效应。如此所出现的艺术的无节制性和粗野性，尤其在所谓的“衰落时代”，实际上是产生于它的最丰富的历史合力中。最近的达达主义也热衷于这种粗野风格。现在我们才可以看到它的冲击力：达达主义企图借助于绘画（或借助于文学）去创造今天的观众在电影中所追求的效应。
所有这些全新的、开创性的追求都会超越它的目标。达达主义做到了这种程度，为了达到更富有意味的目的——这种目的在这里所描述的构造中显然没有被达达主义者意识到——便牺牲了电影高度具有的市场价值。达达主义者很少重视其艺术品在商业上的可使用性，而更多地推重其艺术品作为凝视性专注对象的不可使用性。他们大多试图通过根本贬低其所使用的材料而达到这种不可使用性。他们创作的诗歌是一盘“语词色拉”，其中含有一些猥亵的叫喊，而且其中所有部分都具有可以想见的语言渣滓。他们创作的绘画也完全如此，他们在绘画上贴上了钮扣或汽车票。他们借此所达到的东西就是对其创作的光韵进行彻底的摧毁。他们通过生产手段把复制的印记烙在了这种创作中。像面对德莱的一幅画或里尔克的一首诗那样去面对阿尔普的一幅画或A.斯特拉姆的一首诗，从而花时间去聚精会神并发表意见，这是不可能的。在资产阶级的衰变中，专注行为变为一种不合社会的行为，是与作为社会行为游戏方式的分散注意力相对立的。达达主义所诱发的社会行为就是反叛性。实际上，达达主义者的宣言确保了一种相当强烈的分散注意力的做法，因为，达达主义者的宣言使艺术品成了制造骇人听闻事件的中心，这种艺术品首先满足一种要求：引起公开的不满。在达达主义者那里，艺术品由一个迷人的视觉现象或震慑人的音乐作品变成了一枚射出的子弹；它击中了观赏者，由此，艺术品就具有了触觉特质。艺术的这种触觉特质在历史的巨大转折时期是绝对必不可少的，现在的艺术品就重新获得了触觉特质。
达达主义者重新使用了这一表达形式，所有被知觉的东西、被感知的东西都是一种冲向我们的东西——这个梦幻感知的表达形式同时也包括艺术感知的触觉方面——由此，达达主义就推进了对电影的需求。同样，电影那分散注意力的要素首先是一种触觉要素，它是以观照的位置和投射物的相互交替为基础的，这些投射物以成批的方式冲向了观赏者。因此，电影就获得了这种似乎仍被达达主义包装于道德之中的官能上的惊颤效果（Schockwirkung），也就从那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最进步的电影作品中，首先是在卓别林那里，这两种效果就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融合在一起。
人们可以把电影在上面放映的幕布与绘画驻足于其中的画布进行一下比较。幕布上的形象会活动，而画布上的形象则是凝固不动的，因此，后者使观赏者凝神观照。而对画布，观赏者就沉浸于他的联想活动中；而面对电影银幕，观赏者却不会沉浸于他的联想中。观赏者很难对电影画面进行思素，当他意欲进行这种思索时，银幕画面就已变掉了。电影银幕的画面既不能像一幅画那样，也不能像有些现实事物那样被固定住。观照这些画面的人所要进行的联想活动立即被这些画面的变动打乱了，基于此，就产生了电影的惊颤效果，这种效果像所有惊颤效果一样也都得由被升华的镇定来把握。电影就是与突出的生命风险相对应的艺术形式，当代人就生活在这种生命风险中。电影与统觉机制的那些深刻变化相一致——就像大都市人流中的每个行人在他个人生活准则中体验到的这种变化一样，也像每个反现代社会秩序的斗士在历史准则中体验到的这种变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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