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逝世后，史书记载魏延谋反。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魏延谋反他为什么没有投奔曹魏，而是南下呢？如果不是谋反，为什么又会烧毁栈道，阻断杨仪呢？
陈寿认为，魏延之所以不北上而南下，其当时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是要杀了杨仪等人而已（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杀了杨仪，就可能接替诸葛亮的职务（冀时论必当以代亮）。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并没有谋反的意思（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杨仪这个“平叛有功”的大英雄，在回朝之后是应该得到重赏的。杨仪自己，似乎也这么想。《三国志·杨仪传》说，杨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然而怎么样呢？只封了个有职无权的中军师，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无所统领），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从容而已）。
接替诸葛亮的，是资历、才能和贡献都不如杨仪的蒋琬。
所以很多史学家认为， 魏延一案不是“谋反”，而是“内讧”，而且是典型的“窝里斗”。
魏延和杨仪虽然都是荆州派，但是两人矛盾重重，早就谁也看不上谁。
魏延的“作乱”不是“谋反”，而是“内讧”。其直接责任人，是杨仪和魏延自己。但是，诸葛亮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因为他在临终前做了一个奇怪的部署。据《三国志·魏延传》，诸葛亮病重时，召开了一次秘密的“榻前会议”，与会的有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诸葛亮交代，自己死后立即撤军，让魏延断后。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就不管他，部队径行开拔。
众所周知，当时北伐军中，除诸葛亮外，魏延的地位是最高的，任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封南郑侯。南郑侯是县侯，爵位最高；大将军是实职，军衔最高；假节就是有尚方宝剑，权威最高。按照常规常理，接替诸葛亮指挥全军行动的，当然应该是魏延。然而诸葛亮却指定了杨仪。杨仪是什么职务？丞相长史加绥军将军。丞相长史就是丞相府秘书长，其实是大管家。绥军将军则是不统帅部队的“光杆司令”，实际上是军队里的文职人员。也就是说，诸葛亮的这个部署，是军权不交给军人却交给文人，不交给高官却交给低官，不交给“副统帅”却交给“秘书长”。如此颠倒错乱，难道不奇怪吗？
于是我们就要问：
一、诸葛亮为什么不用魏延而用杨仪？
二、他召开的这个“秘密榻前会议”为什么不通知魏延参加？
三、诸葛亮为什么料定魏延不会服从命令，而且要求部队不管魏延自行出发？
虽然史学家对这次会议有所争论，但作者认为，诸葛亮确实召开了秘密的“榻前会议”，也确实做了“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的部署。至于诸葛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个不利于魏延的部署，张作耀先生《刘备传》的解释，是诸葛亮对魏延不信任。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他们“在军事战术上有分歧”。
最有名的公案就是子午谷奇谋，诸葛亮没有采纳。
这里就有一个吻，战争的 根本是什么呢？是政治
政治家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首先要算的是政治账，其次才是军事账。诸葛亮在决定是否采纳魏延建议时，也如此。
诸葛亮算的又是一笔怎样的政治账？
第一，曹魏非速亡之国。
曹丕通过“九品中正制”，已经与士族和解，士族阶级已经支持曹魏政权了。
诸葛亮之所以“不用延计”，就因为他很清楚“魏主之明略，而司马懿辈不可轻也”。曹魏，并不是一推就倒，可以摧枯拉朽的。
第二，益州非进取之地。
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剑阁之守，夔门之险，再加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既挡住了别人，也关闭了自己。所以，据有蜀地者，关起门来过日子、奔小康，没问题。冲出门去图天下，难。换句话说，刘备入蜀，就既是进了保险箱，也是进了死胡同。
第三，诸葛亮非将略之才。
陈寿说得很清楚，诸葛亮的特点，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优于他的军事才能。军事才能当中，治军又优于用兵。所以，让他治国，绝对一流；让他治军，也没有问题。但要说设奇谋、出奇兵，那就不是他的强项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但是这里要注意，赤壁之战后，曹魏方面可是从来就没主动进攻过刘备或者蜀汉（打孙权倒有好几次）。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益州疲弊”的账，不能算在曹魏头上。东吴那边也没有威胁。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所以，益州之所以“疲弊”，问题主要在内部。
实际上诸葛亮的北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便当得多。此其一。
第二，曹魏和孙吴虽然尚无直接威胁，但蜀汉在三国当中毕竟是最弱小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越是弱小，就越要图强。
如果不主动进攻，那就只有坐以待毙。更何况在进攻的过程中，也未必没有可乘之机。
第三，诸葛亮毕竟是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没有变。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只要有机会，就会为理想的实现而努力。问题在于，理想没变，形势变了。因此，目标和策略也要变。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高举“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旗帜，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原则，不断北伐；另一方面，又必须循序渐进，适可而止，必须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决不能再有关羽失荆州、刘备败猇亭那样的惨重损失。
这样复杂的问题，怎么能对魏延说？又怎么说得清？
何况，诸葛亮也需要有魏延这样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有这样的人冲在前面，对于实现“以攻为守”的计划是有好处的。因此，不必也不能对魏延说穿。
魏延既然是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和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一致的，诸葛亮为什么还要交代“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呢？
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挡不住，二是保蜀汉。
魏延不但是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而且是一个自视甚高、自命不凡的人，当时大约只有诸葛亮镇得住他。不过他对诸葛亮，也是口服心不服，背后仍不免嘀嘀咕咕。所以，诸葛亮料定他不会服从命令，而且估计他会继续北伐（可惜魏延并未这样做）。既然挡不住，不如由他去。所以，诸葛亮并没有说“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就杀了他”，而是说“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就不管他”。因为这个时候，要紧的是撤回大军，以便保住蜀汉。这可比消灭曹魏更重要。因为只有先保住蜀汉，才谈得上消灭曹魏。
我们知道蜀国是一个被灭掉的国家，而且在蜀国内部一直有一部分人是主张投降的，盼望曹魏来统治它们的，这些人就是益州派
那么，蜀汉又是怎么得罪了他们呢？
第一是“分利不均”。
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分利不均”？刘璋的时代，他们是“二等臣民”。刘备一来，他们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
曹丕接班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他们反蜀汉是反对了。
第二是“治蜀过严”
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然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第三是“战事太多”。
诸葛亮“数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这些都是益州集团反对的事，谯周还专门发表了他的《仇国论》。
第四是“人民甚苦”
因为打仗是一件需要很多钱的事。这些钱不从天降，不由地出，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榨取。
刘禅投降时，蜀国人民有二十八万户，人口有九十四万人，军队有十万二千，官吏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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