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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的奶奶过世了。
在过世前很长一段时间，奶奶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了，到后来甚至连身体都无法动弹。日常生活中的上厕所，洗澡，吃饭这些小事都需要有人帮忙。在她生命的最后那段时光，她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房间的椅子上，浑身上下笼罩着一层沉重的、绝望的暮气。年幼时候的我对很多事情还不懂，只觉得那样的奶奶似乎有些可怕，我甚至不是很愿意去亲近她。
奶奶在一个早上很平静的去世了，家里开始忙碌了起来。农村的丧葬事宜特别繁琐，设灵，堂祭，做斋，念经，封殓，出殡，落葬，要几天几夜才能办完。我的脑海中还记得这样一个画面，奶奶的遗体摆放在昏暗破旧的老屋的正中央，众多子孙或忙碌或伤心地轮流跪拜，屋里点着油灯，伴着焚香的气味，肃穆，哀伤。吊丧期间大人言辞慎重地叮嘱我们要如何遵从哪些神秘又诡异的禁忌，哪些不能看不能说不能做。这多少让我有点不安，尤其是跪在奶奶的遗体面前，我不得不承认我心里其实更多的是害怕。
发生在我身边的第一次死亡，很神秘，很隆重，也有点阴森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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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害怕死亡，也忌讳讨论死亡。我周围的有些长辈甚至连癌症这个词都不愿意提及，而是隐晦地用“那种东西”来代替，并且在说到这四个字的时候，配以一种或神秘或惧怕或闪躲的说不清的表情，似乎一不小心就会感染上可怕的瘟疫一样。多年前一位邻居的父亲得了癌症，发现的时候已是晚期，没多久就撒手人寰。由于临近过年，家人匆忙而简略地办理了丧事，但是沉痛的哭声和哀乐还是不绝于耳。我至今犹记得周围的人在同情之余，又赤裸裸地夹杂着一丝避之唯恐不及的厌恶。“大过年的，真是晦气！”
但是很矛盾的是，中国人又热爱死人。“死者为大”，这句话本义是对死者的尊重，但现在却演变成了对死者的高度美化。
多年前那位意外身亡的巨星，他的作品到现在仍然被粉丝们广泛地传播和提及，每年的忌日都有无数粉丝在网上表达哀思，这本无可厚非。有次我偶然看到一条网友的评论，说这位巨星的某些作品并没有大众评价的那么好，其言辞用语并无半点冒犯之意，更多的是强调自己的感受，但仍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恶毒谩骂。我想这位巨星若还在世，该网友的评论还会引起如何强烈的狂轰滥炸吗？无怪乎某位网友调侃道：人一死，漫天遍地的粉丝蜂拥而至。
在中国，人一死，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自动升华。因为死亡，平庸升华为美好；美好升华为崇高；崇高升华为不朽。尊重生命，敬畏死亡，但若成为不可说和高高在上，却又很容易沦为另一种盲从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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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姑妈是我爷爷的堂兄弟的女儿，身材娇小，话也不多，对我们这些小辈都疼爱有加。她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已经结婚，娶了一个温柔贤惠的老婆。姑丈很高兴，因为那时候蜜姑妈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对独自操持家务已经有点力不从心，有了大儿媳的帮忙，她总算可以轻松点了。
但是蜜姑妈还是愁眉不展，整天念叨着看病吃药太花钱了，自己不仅干不了活，还要家人照顾，言语中都是对自己的埋怨以及对家人的愧疚。体贴的丈夫和孝顺的儿女自然对她百般宽慰，但都无济于事。
有天，蜜姑妈突然失踪了，家人到处寻觅不得，邻居亲戚也没见过她。后来是大儿媳上到顶楼（农村居住的都是几层楼高的楼房）的天台，一开门，看见悬吊在天台的蜜姑妈的尸体，惊到几乎肝胆俱裂。
原来是蜜姑妈万念俱灰之下，趁着家人不察拿了绳索偷偷在天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多人不能理解选择自杀的人，死是世上最可怕的，既然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以我浅薄的人生经历来探讨这个话题似乎有点没资格，但是我想一个人在自杀之前必定很努力地尝试过无数次，但是依然无法摆脱痛苦，脱离绝境，解决危机，最终其所承载的痛苦之重让他觉得除了死亡之外已无路可选，于是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既不浪漫，也不值得夸耀，但是至少不应该被鄙夷，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旁人根本无法理解，更不要妄谈感同身受。如果一个鲜活的生命不得不如此无奈而孤独地走向灭亡，我们无权谴责或评判，心存一份同情和哀悼或许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唯一能做的。
在蜜姑妈去世不到几个月，姑丈娶了一个新的老婆，似乎跟家人相处得还挺融洽。我记得有天我妈远远看着他们俩，很感慨地说了一句：“男人多绝情，你蜜姑妈才死了多久，他马上就另娶新欢。”
当时还年少的我想法跟我妈截然不同。生前哪怕只有一点真心也胜过死后万般深情，更何况蜜姑妈生前的时候，姑丈对她的好确实是众人有目共睹。为什么还要要求他用伤心和孤独来证明对妻子的爱意？用余生的时间为逝去的爱人哀恸，发誓终身不再嫁/娶，或许很让人敬佩，但未免太过悲壮和沉重。如果是我，我不会介意，甚至希望我的另一半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能尽快走出伤痛，而不是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要是他能找到一个真心待他，愿意陪他一起生活的人，我一定会满心欢喜。斯人已逝，再多思念也枉然，惟愿活着的人能继续好好地，快乐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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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自杀，会让人联想到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安乐死。
不久前，我看了BBC播出了一部关于安乐死的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选择》（how to die: Simon's Choice）。57岁的西蒙在2015年1月被诊断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绝症，患者会逐渐四肢麻木无力，不能走路，不能说话，最后因无法呼吸而死亡，这个过程最长只有一年。西蒙不愿意在余下的日子里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至死为止，经过跟家人的一致协商后——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西蒙最终决定前往瑞士的一家安乐死机构，选择以一种和平的，有尊严的方式结束生命。
安乐死的问题之复杂无需我多述，它涉及到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的争论历来不断。支持的一方认为在身体状况，生命质量已经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安乐死能让死亡更有尊严，人应当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死亡；反对的一方认为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科学在不断进步，不治之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安乐死若合法化，人们会沿着剥夺生命的方向倾斜，很可能会无意中结束了不该结束的生命。
纪录片中的西蒙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完全理解有些人为什么即使虚弱不堪也绝不会选择安乐死，但我非常确定我是另一种人。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应该要用何种方式生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我承认生命的可贵和神圣，但是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选择如何生活如何死亡应该是个人的自由。对有些人来说，失去双腿虽然痛苦，但是只要能继续奉献自我就是希望，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轮椅就代表着折磨跟生不如死。每个人对生命的看法不一样，每个人所能承受的负重也不尽相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批判和要求他人。
但是无论再如何客观和理智，也绕不过最困难的那一关，人毕竟不是单独存活于世的，从降生在这个世上开始，身边的各种亲情，爱情，友情和信仰的羁绊又不得不让我们去负各种责任。但无论如何，能够摆脱病魔和疼痛的困扰，与朋友亲人一一道别，然后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我想也是生命价值的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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