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牍劳形之余仰闲逸小品书写性灵以实现“诗意的栖居”，是古来“体制人”追慕风雅和暂时从宦海遁逸的高蹈之径，反其道而行之的湖南作家莫美，没有选择遁远，反而坐进现实“风暴的中心”：或对置身的官场进行原色微雕，或对人生世相予以荒诞写意，此外还有对童年乡村往事的浪漫缅怀。迥异的小说手法如同“三重门”，将莫美的小说世界区隔出三个风景各异“观景台”。
一、官场生态的原色微雕
史学家强调“层垒造就历史”。莫美基于体制内生存的“这一个”经验的写作同样构成新时期以来官场书写的某种“层累”。
小说或讽刺官场“过场戏”的高蹈，如《提案》；或揭示官场对女性的窥视和“权力寻租”，如《肝炎专用杯》；或对官僚作风和官腔官调进行辛辣嘲讽，如《三人行》；或讽刺官场升迁的潜规则，如《鬼日菩萨》与《酒仙子》；或者批判官商勾结和官员“八小时之外”的纸醉金迷生活，如《野味》；或叙写人在复杂的官场浮沉中五味杂陈的人生况味，如《木卵》等，主旨开掘显然不是莫美小说的着力点，视角和构思才是莫美小说的着力经营点。
莫美擅长在原色摹写和精妙构思二处惨淡经营，在相对密闭的权力空间内，以写实主义的朴拙捕捉官场的瞬间动态或对某个侧面进行静态摹写，将官场形色浓缩、提炼入某一微小或具体事物/事件中。
小小说《提案》将全部心力灌注于一份提案，借一份来自水利系统、加强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水库建设的提案将官场上“官样文章”的起承转合和“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掰开揉碎予以暴露，思考的探针由此深入现代官场的肌理。
《肝炎专用杯》以残留在办公室值班女秘书玻璃杯杯口的男性“垂涎”来透视女性在“权力场”中“价值”抉择和命运走向。《三人行》的短小体制更似一则“伊索寓言”，县长该“尿向何处”成为小小说的核心事件。《鬼日菩萨》和《酒仙子》都涉及到对官场隐秘的升迁路径的批判和嘲讽，前者以一句充满戏谑意味的民间俗语“鬼日菩萨”在众人口中的回环重奏来调侃官场上“被反常”的正常升迁；后者紧扣“酒”这一官场升迁“利器”来嘲讽官场丑态。
舍弃背景中的因果铺垫，放弃完整密闭的结构经营，从事件的“中部”的某点或者事物的某个侧面切入以截取“切片”，在“小”与“大”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结构以取得反讽效果，是莫美小说的“炼金术”。这些切片若拼接则可为我们呈现一部现代“官场现形记”。
《提案》从“两会”期间的民主协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献言献策”这个环节中截取一个提案作为观测切片，从“提案形成以后”这个事情的“中部”即高潮处切入，使矛盾更加集中、尖锐。高调亮相却在“部署落实”中“被耍太极”的“献言献策”行为，沦为水利系统的属员兼政协委员刘全的一人分饰两角的“独角戏”。
“提案”作为一出高危型民生悲剧的“前传”，其在“秀场”上华丽的狐步舞背后是对官员对普通民众蝼蚁般生命价值的冷酷漠视；“提案”也提醒思考另一个残酷过程：官场“染缸”如何蜡染“白布”，政治热情和民生理想被播弄的刘全们，是否能抵抗官场的一轮又一轮的“同质化”运动？
《肝炎专用杯》则选择“权力场”中女职员的“单位生活”中富有私人化的一只“饼角”即“喝水”来切入故事。影视剧中“权力寻租”式“性骚扰”常被处理成“狗血”桥段，宣扬戕害伦理和充斥“伤痕”的暴力美学。
莫美的原色视角却读出另一种犀利：真正的暴力往往遁入无形。从“肝炎专用杯”读出女性拒绝意志的“权力场”对她进行“温水煮蛙”式的日渐疏离。最终，巨大精神压抑如同肝炎病菌入侵了她的肌体。
《三人行》故事直接从县长下乡检查的瞬间即县长“尿急”切入，“尿撒何处”作为突发性事件旋即被纳入秘书和农业局长的讨论“议题”，则是对脱离现实的官僚作风的入木三分的哑然讽刺。
《鬼日菩萨》省去“我”升迁的前因和过程的交底，而从升迁后的评价即那句充满嘲讽和戏谑意味的地方俗语“鬼日菩萨”切入故事，众人口中的回环重奏的“鬼日菩萨”将一场正常升迁涂改得面目全非。被扭曲了的社会心理对“正常”的反复“误读”，从反面倒映出官场升迁的恶劣图景和社会“流毒”。
莫美小说触目惊心的故事偏以平静语调和“原生态”摹写抽丝剥茧般讲来，笔触看似温柔敦厚，叙述节奏也舒缓有致，然而欧.亨利式的小说结尾让故事戛然而止，叙述节奏的突然“探底”使故事的演进逻辑锋转，巨大的逻辑落差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
《提案》中来自“有关部门”的刘全答复兼任政协委员的自己的那句开头“刘全委员”和征求意见表的那句“非常满意”让故事峰回路转；《肝炎专用杯》中女值班秘书张虹最终发现自己的假语成真，竟真的患上肝炎；《三人行》中具有理论高度的关于“撒尿”位置的方案最终“出台”，胡县长却再也“尿不出来”等等。
于体制内书写官场如同手握一柄双刃剑，熟稔官场的庐山真面固然可以驾轻就熟，仅凭本色书写便足以按中官场敏感的穴位；然而若非单唱赞歌，“体制人”写官场总是要冒“隐射”风险的。
艺术源于生活，即便对“真实界”进行刻意偏离形成虚构世界，其上空依然游荡着隐喻似有所无的指涉“魅影”。而莫美的官场书写，用 王跃文的话来说又“太原色，太本真，太现实”。
力透纸背的反讽，一针见血的揭露，让王跃文不禁替这位同乡兼写作上的同仁暗暗捏一把汗：“我想如果莫美的上司和同事们知道他这位写官场的作家，就是身边的某某了，会怎么想呢？有人只怕会倒抽一口凉气”。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原色书写首先需要直面现实的勇气，而勇气则来自未泯的良知或者还有尚未随年轮迅速衰变的书生意气：“尽管肩负着一官半职，却永远只能是书生本色，无法真正沉溺到官场里面去，他凭着自己的良知，以俯视的姿态关注生活；可是现实无奈种种，他又是无法参透的，好比壁立万仞，他只好仰望叹惋。”
二、社会世相的荒诞写意
莫美小说中，与官场原色微雕相对的是另一类书写，它以超现实主义的夸张变形和虚构想象，来隐喻和反讽中国社会现实（也包括官场乱象），重在寓言和荒诞写意。
有研究者指出：“莫美采用的虽然是带有诗意的寓言体写作方式，但所反映的却无一不是现实生活中官场的种种荒谬。”既是写意则可以忽略线条、色彩的现实性与真实程度，甚至可以采取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表达手法，对现实进行适度的夸张渲染和扭曲变形，以实现内蕴的酣畅淋漓表达。这里所说的荒诞不是指西方美学范畴意义的荒诞而是艺术手法的超现实如想象的荒诞不经。
荒诞的最表层体现是“乌有”之物在小说中的出现，如《西国纪游》中的主人公所逗留游历的“西里夫图国”，《西里夫图国宪法》中《国王》一章中戏拟“网络调侃”句法的宪法条款；《幸福它是个什么东西》中主人公莫美的工作单位“市政府不管局”，吴博士的工作单位“虚业无限公司”；《我是谁》中“嫁接人”主人公名叫“莫名祺妙”，以及“莫名祺妙”所任会长的“怕会”等等。
说它是最表层意义的荒诞，因荒诞来自对常识的蓄意扭曲而形成的对客观事实的偏离。荒诞的另一个表现是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幸福它是个什么东西》中，莫美遇到专门收购灵魂给魔鬼食用的吴博士，将灵魂卖给了他，情节设计类似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博士将灵魂与魔鬼作交易，魔幻色彩不言而喻。出卖了灵魂的莫美遭遇一系列魔幻诡异事件：家中各种吃类如鸡，鸭，乌龟，王八不请自来；各类家电“排着整齐的队伍，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进家里还自觉地自我摆放好；金黄色的小鸟飞进家里在桌子上停留居然变成了“一沓崭新的人民币”，将日常生活场景魔幻化，这里显然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文学营养。
在莫美的荒诞写意中，荒诞与真实界的关系，或为一种象征、隐喻关系，这种象征、隐喻的形成借助“谐音”，如“西里夫图国”，即“稀里糊涂国”，隐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段转型期即“开放后”一度迷茫而乱象横生的中国，精神真空与急功近利的“跨世纪”野心带来“造假”、“性泛滥”、“伪科学”（气功科学与水变石油），它们杂糅成一锅“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也正是《西国纪游》所写的核心之“意”，意指无秩序、无边界、无主流价值。
《我是谁》中，“莫名祺妙”即“莫名其妙”，隐喻人在现代社会中对自我存在和自我价值的迷茫：“我是谁”——“我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隐喻自我认同的缺失：生理学意义的边界即性别模糊，性别身份悬而未决；紧接着是在家庭结构中的归属待定；与之相应的是生物性外形选择成难题；最后是在社会结构找不到归宿。借助一种“反语”形成象征，如“不管局”，“虚业无限公司”、“怕会”，反语构成一种辛辣的嘲讽。
荒诞也来自一种反讽，《西国纪行》中，跨世界协会副秘书长丽娜小姐的两句愤激之词——“假也是我们的国粹”和“只有假话是真的”——道出了“西里夫图国”的虚假本质；《幸福是个什么东西》中，莫美与替魔鬼收购灵魂的吴博士之间的对话道出某种“真谛”：“出卖了灵魂，会活得更好”，一语中的也一针见血地撕破了官场的冠冕堂皇，道破现代官场丑恶而恶劣的生存语境。
莫美以荒诞写意撕开的世界“尔虞我诈，猜忌猜嫌，纸醉金迷，失魂落魄，迷惘困厄，顿首无奈……种种况味直逼而来”④，创作主体此刻的心态也与原色书写的温婉从容和舒纡有致不同。王跃文说：“他的有些小说，我几乎不忍卒读，感觉胸口堵得慌。却又忍不住要读下去，想看看莫美笔下呈现的生活底色到底如何”⑤，这“有些小说”显然就包含了这些荒诞写意的官场乱象和人生世相的书写。
《西国纪游》以西方式的荒诞游记（如《格列弗游记》）对当代中国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形貌进行“写意”。“写意”不同与工笔写实，它强调的是主体意志的寄寓性，不关注对象自身的客观现实性。围绕“稀里糊涂”这一“时代精神”内核，作者穷尽一切手段，如虚构、反讽、夸张、蒙太奇式的拼接意象来渲染和铺陈（尽管有些意象强调铺陈似未加节制而沦为意象的狂欢）。
以“性”为主题的广告、书籍、主流报纸和“气功”为主题的各类丛书，这些典型的文化意象构成了对“西里夫图国”本质的荒诞写意，然而荒诞写意却不过是对现实的稍作夸张和形变。
莫美“火箭速”上升的人生轨迹正是鱼龙混杂的转型年代一部分人投机取巧实现人生翻转的“升官图”；铺天盖地的“性”主题广告、书籍、新闻则是从“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来的被压抑千年的“性”始泛滥的表征；改革开放步履维艰，看不
清中国往何处去的国人精神信仰出现“成空”，气功遂为国人的精神寄托和回避世界的方式，“全民气功”热由此而来；扯着各种幌子进行的“出国考察”热、伪科学的盛嚣尘上、以不法手段敛取财富导致的造假成风则是“跨世纪”和急迫和世界“接轨”的历史心态走向扭曲变形。
《幸福是个什么东西》以有高尚灵魂的主人公莫美与魔鬼作灵魂交易为故事的起点，以“出卖了灵魂会活得更好”为故事的灵魂，“活得更好”的系列表征尽管神秘诡谲和形色各异，但在精神意蕴上具有某种内在的统一性，即均以人的尊严、操守、人格、理想、价值等珍贵之物的丧失为代价获取的。
三、“那过去的事情”：乡土诗意的浪漫缅怀
冯骥才说：“写作人的生命根植在故土中。为了生命的充实饱满，他的根须便拼命吸吮这土里的营养与水份。土硬人硬，水咸人咸。……写作人总是从自己熟悉的世界里，去寻找最实在的感受。故土的一切，自然都会化为写作人笔端淌出的文字来。”
“五四”一代作家几乎都有过乡土书写的经验，故乡则是他们精神和文学经验的后花园，如鲁迅，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萧红，乡土小说派，东北作家群等等。乡土书写或承载着文化批判功能——乡土成为“旧”的藏库，如鲁迅等对故乡的批判；或担负着重构乌托邦功能——乡土成为希腊小庙中供奉人性的神龛，如废名、沈从文等对乡村的赞美。乡土书写的灵魂则是乡土精神，它分为多个层次，包括对乡土的人的爱和关注；对乡土文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认同；对美好乡土文化价值观的揭示和展示⑦。
乡土书写在莫美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构成其小说“三重世界”中的重要书写空间，典型如《外婆家的杨梅树》和《牛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以及“那过去的事”系列。乡土被与一种自然、本能、原生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再是自然风景意义的乡村，因与人发生过关联而打上主体的印记，成为其人间行脚的节点。
《外婆家的杨梅树》以毫无雕琢的质朴清新的语言讲述孩提往事，虚缓有致的叙述节奏和充满温情的笔触，营造出一种浪漫的缅怀情调，调画出一幅诗意盎然的乡村风俗图：外婆那带着地方特色的用语恶毒的“咒骂”在怀旧式的眼光和孩童化的叙述视角下成为地方性民俗表演——“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像唱歌一样”；而舅舅和外公逢年三十“给杨梅树过年”则更似一部“民族志”，以温婉的散文化语言描呈属于“地方性知识”的民间仪式。
以“崇鬼尚巫”的楚文化为源头的湖湘文化，其特点之一是“泛神”，试图为宇宙自然的一切无生命物“赋灵”。外公幻作杨梅，舅舅扮演巫祝，二人围绕“结不结杨梅”、“结多少”、“起不起虫”、“酸不酸”、“甜不甜”、“红不红”、“落不落果”进行“问答”，这场“问答”仪式饱含了乡民最质朴的收获祈愿。即便是以观者的眼光据实录来，这场问答依然充满独属楚地乡村的“招魂”式的神秘魔幻和浪漫唯美主义情调，将乡村文明的原始粗朴、蒙昧童贞展露在世人面前。
美国学者皮尔斯·刘易斯所说：“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却可触知可看见的自传，反映我们的趣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⑧
记忆总是时/空纵横轴交点上的悬果，出生于乡村成长于“文革”的莫美，“乡土”和“文革”注定成为他成长记忆的两个关键词。
“那过去的事情”系列中，除了《拾禾穗》外，《父亲画圈》、《爷爷的芭蕉兜》、《六叔偷懒》、《想去坐牢》都是写“文革”期的乡村往事：“乡土化”“文革”是它们的共同倾向，考察乡村文明和乡土精神怎样塑造、抗辩或化解历史劫难的僵化讲述。
在众多的“文革”书写形态中，乡村“文革”的“这一个”经验鲜有涉及。高默波的《高家村》试图绘制乡村视阙中的“文革”图景曾引起极大争议。莫美则是把“文革”真正地乡土化和美学化和“这一个”化的少数作家之一，让“文革”主题“草蛇灰线”般潜伏到乡土叙事的情节、主题、修辞、语言的丛林中去。
《父亲画圈》从签字这个小切口入手，纵向深入对“文革”期间流行的“读书无用论”的批判。摄录镜头，由大时代收缩到“父亲”所画的那个代替签字的小小的椭圆，最后定睛凝神于一个小小的针眼，从这个针眼亦可瞭望一个荒谬的时代全景。
在小说中，莫美以乡土精神强大的塑造力悄悄地“杂化”“读书无用论”批判这一单质化批判主题，民间元素的渗入使得批判带上乡村体温，并对“一体化”的叙述模式提出抗辩与质询：文盲“父亲”在“异化”了的乡村政治“民主”进程中进入权力体系。
按“文革”反思的习惯思维，紧接着上场的应该是“愚人政治”闹出的荒诞不经的政治笑话。这笑话在批判一个特殊时代的荒谬的同时也流露出知识精英对乡村的嘲讽。
与粗鄙化、嘲讽、否定乡村以强化“下乡”这一历史逻辑的荒谬和言说“归来”的合法性的“文革”同声讲述不同，莫美试图发现由乡民千百年来于底层蒙昧而粗朴的生存经验提炼出来的民间智慧对“时代荒谬”的消化和纠偏功能。
为了更好地履职，“父亲”发明了在审阅和批复文件中以画圈加点代替签字的“专利”并制作了“防伪标”即“在毛笔尖中，放了一根大头针”导致所画的圈中的点都带一小针孔。这“民间自制”的“防伪标”在画圈签字遭模仿时，为“父亲”洗刷冤屈使他免去牢狱之灾。这缜密而有效的“民间防伪术”或许可算一种另类的“乡村现代性”？
《想去坐牢》叙写乡民坚韧且坚忍地“活着”这一命题。莫美巧妙地借用了欧.亨利式《警察与赞美诗》的反讽结构并对其进行“乡土化”修改来叙写饥荒年代的卑微求存故事：大饥荒年代因无意的纵火事件被关入监狱并在找到监狱这条生存路径的富贵，为了重新入狱蓄意制造了一场纵火案。为了取得生存，人们不惜残害牲畜、污辱少女，而富贵则选择纵火并在熊熊火光中憧憬监狱的幸福生活，苦等被捕而不可得继而举动投案仍不能如愿，荒诞的故事背后是荒谬年代“合理”而残酷的求生逻辑。
莫美的乡村“文革”书写，故事主线之外是对乡土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如《想去坐牢》中，在人人自顾不暇的大饥荒年代，在城市“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生存图景之外，底层乡村残存着急公好义的淳朴古风：自身生存尚未解决的富贵为好好款待上门借粮的牢友四处借米，因不能施助而满怀内疚并将牢友送出很远。
《爷爷的芭蕉兜》则借“文革”故事写出了传达了作者对乡土文化价值观的体认，因一颗芭蕉兜而投机发迹的四喜，尽管最后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却因“文革”期间的作恶祸害乡民而遭到爷爷为代表的传统乡村道德秩序的鄙弃，并拒绝家人向他求助而与他划清界限。
劳伦斯在《经典美国文学论》导论指出：“地球表面上不同的地点放射出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振幅，不同的化学气体，与不同的恒星结成特殊的关系”⑨，强调地域文化属性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影响。
以楚文化为其源头的湖湘文化孕育了一种乡土精神，既有对原始、童贞的乡村风物、人性美、人情美饱蘸深情的礼赞，亦有对现代文明的丑恶的鞭挞和无情的批判，反映了湖湘文化地带的文化性格即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古有屈原的怀乡情结和对朝堂奸逆的无情鞭挞，近有沈从文以《边城》等小说勾勒出的美丽的湘西世界和《八骏图》所渲染的虚伪丑恶世界之间形成的对立两极，这种对立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作家性格两极的表征，对莫美来说，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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