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自 16 世纪诞生以来，公司这项古老的制度历经 400 多年，至今虽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日渐式微，甚至有被近年崛起的平台取而代之的趋势。不过，正如本文作者 George Zarkadakis 指出，平台这种形式，在带来更加灵活、高效的工作方式同时，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而区块链技术似乎为此提供了一剂良药。（利益声明：Zarkadakis 是一名 AI 工程师，目前正在协助开发一份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协议，致力于提高 AI 的民主程度、实现数据的自治。）
公司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集结了人工、资金、技术的层级分明、自给自足的实体存在已久，久到它们看上去几乎很「自然」。但除了他们所生产、提供、销售的事物，公司其本身的结构自有一段历史。
关于公司最清楚的说法来自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 (Ronald Coase) 1937 年提出的理论。比方说，你想靠卖零部件赚钱。哪一种才是最佳策略：是每当有需要时一个个找人，还是雇佣员工在内部完成各项工作？Coase 表示，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组建一家公司更加合理，因为这种形式能让你把三项关键成本降到最低。首先是招聘：每次你需要完成某些工作时，从公司内部寻找、雇佣有着合适技能、知识的人比从外部寻找更便宜。其次是交易，或者说管理流程和资源：相比管理多个外包服务供应商，有一个内部团队所涉及的行政负担更少。最后是合同：每次公司内部有工作进行时，规则和条件都隐含在劳动合同中，不必每次重新协商。 科斯称，通过降低这三项成本，企业成了增加经济活动的最佳结构。
但是，如果公司通过演化试图去解决的经济难题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呢？由于软件、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到来，科斯提及的以上成本，从公司外部也可以跟从公司内部一样，借用工具来削减。通过在线市场寻找自由职业者比招聘全职员工成本更低、风险更小、速度更快。协作工具为无管理者的工作形式创造了机会。由于区块链协议的出现，算法能替代值得信赖的第三方，使用庞大的数字账簿自动验证交易，并分散在多台计算机上，可能会显著降低合约签署成本。这些创新的结果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正在诞生：一系列开放、基于技能、经由软件优化的互动。在「公司」曾经矗立的地方，我们正在目睹「平台」的崛起。问题是：我们该把这种现象看作希望，还是威胁？
在《平台革命》(Platform Revolution) 一书中，乔弗里·帕克 (Geoffrey Parker)、马歇尔·范·欧斯丁 (Marshall Van Alstyne) 和桑吉·保罗·乔德利 (Sangeet Paul Choudary) 认为企业过去是「管道」（线性模式），而现在正在变成「平台」（网络模式）。在数字革命以前，公司创造商品、服务，并推向外界，出售给消费者。流向是从 A 点到 B 点，就像管道连接深海油井和用精炼油装满汽车油箱的人们。
不过，与管道不同的是，平台打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原本明确的界限，因为用户在消费价值的同时也能创造价值。平台需要一个非管道式的基础设施。商业方面最大的挑战是吸引合适比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催生交易。事实上，平台和市场非常相似：两者都是通过促进两个（甚至更多）群体之间的交流来创造经济价值。只不过，现在价值还能在公司内部产生，而不仅仅是外部。
Uber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为了激起消费者的兴趣，平台上必须有足够的司机让叫车变得容易。但为了激起司机的兴趣，就必须有足够的消费者来保证基本收入。寻找这种均衡在前期需要大量资金——基本上，你必须花钱或者向供应商提供其他激励，吸引他们在消费者几乎仍然缺席时就加入平台，直到双方都达到足够多的数量。但在某个时刻，如果一切顺利，所谓的「网络效应」就会发生。在越来越多供应商和消费者眼中，平台会突然变得极具吸引力，从而导致交易量急遽增长。这个时候，平台方就能够通过收取「租金」来盈利，即从每一笔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收入。租金伴随着网络继续增长，并悉数落入拥有者的囊中。这就是这些平台具有经济价值的原因。
但并非所有平台都生来平等。在上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你还会「浏览网页」，会遇到聊天室和网络论坛之类开放、管制宽松的空间——在那里每个人在获得利益和注意力方面都有着同等机会。然而，到了互联网的第二阶段，这些空间被四大科技公司——谷歌、苹果、Facebook 和亚马逊——管理的封闭式自有服务所取代。出于效率和便利的考量，用户向这些平台迁移，于是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技术寡头垄断。这些业务高度中心化，只为少数人所有，但影响却异常深远。消费者的数据会被肆意利用来攫取利益、扩大影响力。开发者必须遵守所有者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无法预料，以满足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换句话说，互联网的竞争已不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而是严重向拥有我们日常活动必不可少的数字平台的巨头倾斜。
平台不仅重塑了公司与用户的互动方式，还改变了工作方式。 随着数字技术将工作解构为由人类和算法共同完成的任务，「零工经济」引发的焦虑与日俱增——工作变成是临时、按需、基于技能的。 无论你是 Uber 司机，还是通过 Upwork 签约的金融分析师，还是在谷歌或者亚马逊的开发框架中执行微任务的软件开发者，你的生计都倚赖于对你技能的需求的周期性波动、你的评级以及你有效推广自己的能力。 此外，剩余价值会流回平台所有者，而他们不再有义务为参与者提供雇佣制度原本包含的保护。 再加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威胁，结果将会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情境，只有冷酷无情、能力最强的人才有机会。
即使是拥有「合适」员工的公司的「平台化」过程也会与人性发生冲突。亚马逊目前旗下的鞋履、服饰电商 Zappos 雇有大约 1,500 名员工，每年销售约 30 亿美元。2013 年，它开始实施一个名为「holacracy」的系统，一种某位软件工程师发明的自组织方法。这种系统以「圈子」为单位来组织人员，而不是采用金字塔状的层级架构。每个圈子可以包含传统部门（如市场营销部），也可以包含侧重特定项目或任务的其他「子圈」。没有人能够阻止员工在子圈之间自由移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因为之间不设管理人员。相反，软件能够实现个人和团队的协作，提高绩效，而「策略会议」则允许员工以严格限制的形式对工作进展提供反馈。
尽管 holacracy 可以保证灵活性和效率，但参与者和观察者都批评该系统未能满足员工的情感需求——它将人看作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操作系统上运行着的「程序」。同样，Uber 司机在反馈中表示，觉得自己不像人，而更像机器人，被指使他们的应用所操纵。通过将工作解构成任务并实现自动分配，今天的人类劳动者明天可能就会被实际的软件程序替代。那能否逃脱这种反乌托邦的未来呢？
在那样的未来中，人们顶多只能希望作为平台这些数字领主的二等奴隶勉强糊口。然而这样的世界并不是必然——尤其是如果劳动者自己控制平台的话。
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商业网络就是纽约的新学院 (The New School) 教授特雷伯尔·肖尔茨 (Trebor Scholz) 所说的「平台合作主义」。就拿目前估值数百亿美元的 Uber 来说，一群司机没理由不能自己建一个类似的平台；开发它的软件工具是开源的，而且很容易获得，然后给予开发和设计人才一定激励吸引他们加入。
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项目，一个名为「La'Zooz」的基于区块链的共享出行平台。目前，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并开始赚取 Zooz 代币——这是你用来支付车费的货币，也代表你在这家公司所占股份的价值体现。 每次你通过这款 app 驾驶超过 20 公里就会获得代币，你也可以通过为应用设计贡献代码或邀请他人加入的方式来赚钱。
Zooz 代币有着双重目的：将平台的所有权民主化，并允许用户从其本身创造的价值中受益。回想一下，在封闭式平台中，随着网络效应的增加，租金被抽去并落入股东或资本所有者的囊中。但用户却不能从他们的参与所带来的利益中分得一杯羹。相比之下，在引入代币的平台中，用户交易所创造的价值提升了他们拥有的代币价值。用户可以通过代币升值从自身的参与中获得最大利益，而不是被并不相关的股东榨取网络效应的经济价值。
另一个民主化结构的例子是 2016 年 5 月在区块链平台以太坊上推出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ecentralised Autonomous Organisation, 简称 DAO)。 其目标是成为一支没有管理者的风险投资基金。它没有管理结构，没有董事会，也没有员工。相反，它将所有权分配给拥有 DAO 代币的 18,000 多个「利益相关者」，同时也赋予他们投票权。每个投资决定都由投票决定，并在得出结果后自动执行，随后利润或亏损也会由代币所持有者共同分享或承担。通过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参与者对 DAO 称之为「链上」的决策有直接发言权，并且投资交易也可确保得到实施。他们「链下」也有发言权，通常以讨论组这样的社交结构进行。
DAO 不需要一名可靠的投资经理；相反，其运作周期包含在「智能合约」中——以软件代码编写、包含执行规则的协议。尽管 DAO 在初期依然问题重重，包括一次严重的黑客攻击，但至少它原则上表现了如何创建一种新型的自治组织。
在经历过 90 年代的「全民免费」时期和 21 世纪「群雄割据」局面之后，互联网演化的第三个新时代正在「加密网络」的推动下到来。这样的平台生来就是去中心化的。参与者购买、消费代币（或「加密货币」）以便在网络上进行交易，无需中央权威机构的介入即可达成共识或将交易记录在账簿中。这两个因素——代币和共识——催生了一种民主、共产的治理模式，这在以前如果没有值得信赖的第三方存在是无从想象的。重要的是，参与者还有权在任何想离开时就离开，只要卖掉他们的代币、货币，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通过「硬分叉」、采用新规则来解决记账问题而维持旧版本不变。
从加密网络可以看出，劳动者自行组织、建立自己的平台是可行的——在这里，他们是老板，收入是公平分配的，利润和亏损是共担的。在这个集体主义的情形中，劳动者可能会决定他们的宗旨是保障工作、提供医疗保险或养老基金，以及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代币的价值变化使参与者的利益围绕共同的愿望和目标保持一致，因为代币的升值来自整个网络的增长。
我们正处于加密网络的早期阶段。它们仍有着严重的技术缺陷，尤其在可复制性和体验方面。目前，区块链不能像中心化软件系统那样处理大量交易；而且出于技术原因，保障区块链交易所消耗的能源也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高。那为什么我们还对加密网络可能是未来的平台持乐观态度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心化平台正在逐步扼杀开发人员的创意。科技巨头只是一门心思通过机器学习将用户数据变现，其应用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缺乏想象力。软件开发者已经对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感到失望，因为他们需要得到批准才能发布自己的应用。平台集体主义的运作方式比平台资本主义的赢者通吃的方式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回报。
未来，人们可以想象一个由提供服务、生产商品的集体主义团体构成的紧密相连的生态系统。曾经的公司将变成一个抹除层级、为共同利益合作的小团体网络——共享出行服务与 P2P 金融、医疗健康服务供应商串联在一起。公司这种传统组织结构可能已到了它的保质期限。但如果社会能够在将所有权转移给劳动者的同时拥抱平台的运作方式，那么一个更加公平、适应性强、民主的社会将很可能诞生。
这是 ONES Piece 翻译计划的第 162 篇译文。本文原载于 Aeon，作者 George Zarkadakis，由 ONES Piece 翻译计划 何聪聪 翻译。ONES Piece 是一个由 ONES Ventures 发起的非营利翻译计划，聚焦科技、创投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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