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我刚到哈尔滨，毫无防备地把一口咸豆腐脑吐了出来。

这他妈怎么是咸的？ 我扔掉勺子，胃已经翻腾起来，干呕着把没吃几口的饭菜全倒了。

开学第一天我走出学校食堂的大门，腹中充满了沮丧。这一切都变成了灾难：怎么会有人把肉做成酸甜味，怎么会管西红柿叫柿子，怎么会有这种口感的豆角……

彼时年轻气盛，又身无长物，我就在心里把东北的特色食物统统骂了个遍。我觉得这样的食物就应该千夫所指，就是犯罪。意识形态都可以改，胃不能改！

可不习惯也得习惯。胃不能改，却可以妥协。第一次班级聚会喝醉了，我坐在酒店的走廊里嚎啕大哭，我大喊“我想回家！”、“我想妈妈！”、“我要喝妈妈煨的排骨藕汤！” 我像傻子一样叫着。我明白我的心也许想要背井离乡，可我的舌、我的胃、我的肠，都只想呆在妈妈身边。这并不是一场有趣的冒险。

人可以进行强烈的移情。越是无知，这种移情便越是盲目。人爱上一个灵魂，便要爱上这个灵魂的肢体。人讨厌一种食物，便也要连带着讨厌它背后的风土人情。我想念武汉的小吃，在宽街窄巷里摆放着的，一碗、一笼、一盒、一杯，便也要和东北的食物较个高下；不仅是食物了，还得是文化，还得是经济。这是我自己的战场，我的味蕾就是最公正的裁判。

原来人类最大的偏见，不在脑袋里，却是在胃里。舌尖上的傲慢，径直地从身体穿到灵魂。

女朋友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在最初两年里，我试着向她勾勒我所来自的“文明”。那里有大片的湖藕，同排骨煨汤、有紫色的菜薹、有刚刚采下的莲蓬，也有货真价实的柿子，就连街边的小吃也有大笔的讲究。我甚至不惜动用洗脑的话术，说服她南边的食物有多么丰盛和精致。

终于在第二年她同我回了一趟老家。妈妈在食堂工作，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早餐，有热干面、三鲜豆皮、面窝、蛋酒，我兴高采烈地拉着她去吃。一整个学期没有吃到这些东西，我拌着热干面，热泪盈眶。我想这应该是一场最盛大的刻奇，人类所有的共情就应当在此时爆发。

可事实上女朋友并不能共情，她也许能够理解我对家乡的思念，但她并不能同我一样热爱那里的食物。直到几年以后，我们一起来到上海，我们都吃不惯这里对甜味的追求，而那一刻我也似乎理解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儿时生活在上海，解放后，也也带着他逃到了湖北。可是对甜食的渴望成了我父亲终生的追求。他吃什么都可以蘸糖，而半个世纪后当我也来到上海，他还念念不忘这里的阳春面。其实阳春面对我来说没什么味道，可我的父亲却坚持让我多尝一尝。他说他小的时候，每天都能吃一碗阳春面。

终于，在渐渐淡忘的记忆中，那些视觉和听觉都可以远去，可食物的味道成了剪不断的纽带。而现在的我，吃泡面的时候也想来上一根哈尔滨红肠，女朋友偶尔也会去找一家武汉热干面馆。

我们居住在上海徐汇的一个老龄化小区里，小区里有很多流浪猫，也有很多老上海人，每天清晨我都会被一阵收音机的声音吵醒，偶尔也会听到某位老爷爷吹萨克斯风，他一遍又一遍地吹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可最不能让我释怀的，是隔壁的炊烟。每天下楼拿外卖的时候，我都能听见隔壁厨房里传来的声音，炒锅里的油炸开了花，“嗞啦”一声，一碟小肉被倒了进去，不久又飘出青椒的味道。我能听见，能闻见，我仿佛还能看见：那是母亲的背影，是某个秋天的厨房里，某个岁月无法惊动的、记忆中的角落。

多年以后，我应该会怀念起这些海飘的岁月。我会想起在江川与高楼之间，那些秋日夜色里的厨房，那些在每个傍晚徐徐笼罩人间的烟火。

我要的，也不过是一碗人间的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