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往熹）
日来阅《励耘家书——陈垣与子弟》（陈智超编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编者认为，所选书信除谈及家事，更多的是有关读书、治学、修身的指导，读之颇可窥见所谓“家学”的真实内涵。但末学愚钝，一时难以窥其堂奥，反倒常常为其中一些细枝末节所吸引，实为不善读书者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幼子陈约写给在援庵（陈垣字）先生的信中提到：
每星期儿上十七堂，每班约五十生，两周一课文，不下一百四十馀篇，平均每日须改十篇，费二小时，此事心烦。本来有专为人改文者（多为前清塾师），各处国文教员课忙，赶不及，必交此辈，已成惯例。
科举废，儒林悲，多少士子寒窗十年背下的四书五经无处售卖且不论，就说一般冬烘先生，顿时失业，生计也颇成问题了。想来新式学堂是一般不会聘请他们的，援庵先生在批陈约的信中就说“此等人思想多旧，文理未必佳”， 大约在一个趋新的时代，新式学堂定然以“新”为号召，上过师范学堂的人势必成为各校首选。
那时，学校的教员们对于上课的钟点是锱铢必较的，援庵先生就很关心陈约的钟点问题，希望多得一点，尽量教高年级，道理很简单，修金攸关，面子攸关嘛。但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国文老师改不完学生的作文。于是乎竟然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行业：替先生改文章。一般冬烘先生能不倾力而为：
其人既以是为业，责任所在，乃满批满改，每致原文面目全非，不可辨认。或竟全篇更作，然后算好手而生意盛。
对于这样的改法，援庵先生是不赞同的，但这属于教育法的问题，他们替自己声誉作想，竟然满批满改，甚至推到重作，其情可悯，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读者可能会做如是想：国文教员既谋得职位，自然应当终于职守，却不亲自改学生文章，而是倩人顶替，实属有违职业道德。但写到这里，我却感到我们不能正义凛然地谴责他们，反倒觉得民国的先生们“毕竟是书生”，迂腐的可爱，自己改不了就花钱雇人改。
要是放在今天，让家长改不就行了么?何必自己花钱雇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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