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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早和《资本论》有关系的中国人

那些最早和《资本论》有关系的中国人

作者: 金台望道 | 来源:发表于2020-04-16 05:14 被阅读0次

那些最早和《资本论》有关系的中国人

最早读到《资本论》的中国人

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当年在清华的学生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广州中山大学,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汪篯当时力劝陈老接受此职,陈老听后励声呵斥:你不是我的学生。

最后,还是由陈老口述,汪先生执笔,写下一封《对科学院的答复》的回复信,信中提到,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于瑞士就读过《资本论》原文。由此有些人认为,陈寅恪最早读到《资本论》。

陈寅恪

但有人考证,马一浮似乎更早读到《资本论》。

马先生1903年21岁时,以失怙丧妻之双痛远游国外,先是美国,后是欧洲。

马一浮

据马镜泉《马一浮传略》所述,马先生素以博览为务。早在他出国前听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而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

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带病到那家约翰书店涉猎书刊,竟被他买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本英译本马克思《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马一浮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

约在1905年底至1906年初,马一浮回到中国。《资本论》也随着他的足迹第一次进入中国的国门。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他向亲朋好友热情地介绍宣传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国人从此开始知道《资本论》这一著作。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马一浮对这一巨著仅止于阅读与欣赏,却没有进一步进行翻译与传播。(李进学:《第一个引进<资本论>原版的中国人》)

也有人考证,孙中山是最早读到《资本论》的中国人。

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获释后,便在伦敦博物馆如饥似渴地攻读西方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著作。尽管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认定在此期间孙中山阅读过哪些著作,但作为一个嗜读如命、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革命家,孙中山对那些在当时社会产生着重大影响的著作不能不尽量览之。其中也可能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姜旭朝:《<资本论>对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

最早翻译《资本论》的中国人

上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和其他原因,很长时间无法出版《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

直到1938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才出版了我国第一个《资本论》三卷全译本,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

郭大力

第三卷末有“译者跋”,郭大力作了如下说明:

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少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

据不完全统计,《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共重印六七次,发行总量达30000多部,在国内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

1949年后,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相关德文、俄文版《资本论》,并在参考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基础上,翻译《资本论》(三卷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72—1974年出版。

此后,中共中央编译局对《资本论》又进行了多次修订和重新译校。

20世纪90年代,中央编译局再次对第一版译文进行认真修订,于2003年推出《资本论》最新译本。

《资本论》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资本论》中,提到中国人只有一次,这个中国人就是——王茂荫。

马克思没到过中国。可他明确地说,中国曾经有一场激烈的币制改革。《资本论》中出现的这个人名字,拼音字母是“WAN-MAO-IN” 。究竟该怎么译,有人将其译作“王猛殷”,有人将其译作“王孟尹”,甚至有人译为“万卯寅”。

吴晗先生明确指出《资本论》里的这个中国人名字叫“王茂荫”,曾是咸丰朝的户部右侍郎,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一场币制改革的始作俑者,也就是马克思笔下的“中国财政大员”。

王茂荫(1798年-1865年), 字椿年,号子怀,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人杞梓里人。

王茂荫

王茂荫是一个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王茂荫中进士,不久授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咸丰元年(1851年),补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升任御史,为解决财政危机向皇帝上奏《条议钞法折》,但被驳回。咸丰四年(1853年)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又连上三折,反对"铸大钱"。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王茂荫因病回乡修养,不久王茂荫病愈,继续主政财政改革。

但他并没有得到咸丰帝的重用,咸丰帝对于他提出的一些关于经济上的建议都不予采用。

他的一些观点被俄国传教士写进了《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这一文章还被直接翻译成德文,传到了德国柏林。之后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马克思便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用大段的注释引入了王茂荫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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