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18

大“道”与“礼”器

启明道士

“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所以无所不包，其玄在“得中”，即符合自然规律，所以说：合理“得中”，就是“大道”。

一

中国之“中”，应来源于“得中”之概念。古今文《尚书》早于道家老子《道德经》。《尚书》（洪范凡二十条）载：“蓋斯‘道’在天壤间，如五岳之撑柱，四渎之流通，不可以一日废‘道’。”《尚书》作为统治者的上古重要文典，十分推崇“圣人出”。而大《易》明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乃当时天锡之瑞，以启圣人。易（周易）之书本于河图，以阴阳为主。范（洪范）之书本于洛书，以五行为主。故易之数主于偶，六爻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是也。范之数主于奇，九畴、五行、五事、五纪、三德、五福，是也。尤其是《洪范》一书，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备具于此，蓋皇极者，握大柄之一人，以其位之尊，故谓“皇”；以其比天之枢纽如此极然，故谓“极”。五为九位之中，《易》之五爻，皆言君道。故《范》之五位“皇极”居焉。一人居中，以五行为根柢，以五事三德为工夫，以五亿庶征经纬乎“天”；以八政五福六极纲纪乎“民”。错综天人，熔铸地理，使“三才”皆入于陶冶之内，“建极绥猷”而惟己之所欲为。这便是统治者所以称本土“中国”之宏微也。

二

古代君王大事唯“祭”与“戎”。因此《尚书》特别是《洪范二十条》，尧、舜、禹，汤不言之秘隐躣其中，信之非浅学所能测也。从可知不可言和可教不可广教出发，便出现了道家的玄学与儒家的礼义。道家出于“民由之，不使知之”，将《道》经与《法》经，直白告诉人们“小国寡民”为守一的真理。儒家出于道心与人心的不同，更多地出于《易》的推导，构建了更符合人心实际的“礼义”大厦，目的是教化民众，使儒士更多地理解“皇极”之理，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甚至“尽忠”。因此，“道”之大，从儒学角度，也不玄虚，只要把“礼”器搞明白，也就大体与“大道”相猷了。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说明他并不排斥“礼义”的支撑作用，而是对人心不估导致社会混乱的厌恶。由此含射到对孔子“仁”与“礼”的反视与轻蔑。这就误读了二位圣人的治世观之异同。相反，在人心不古的现实条件下，儒家以“慎刑”基础上的“礼”，（其源出自《周礼》）与统治者“皇极”之柄相呼应，形成国家公器，即“三省六部”制的庞大官僚体系，且这个体系从周至清基本没有“庚”变过，甚至衍化到今天，国家机器名称变了，但基本“礼”制没有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与中央集权制的“坚实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尽管为现代治理形态，也是对“礼”器的监督和救渎，同时也必然受到“礼”器的反作用。

三

“宗教”作为世界共通勾通融通的“桥梁”，具有特殊的纽带作用。第五届国际道教论坛发布了《茅山宣言》值得一读，因此发挥道教中国化、世界化的意义尤为突出和关键。国学大师陈寅恪将“道教之真精神”，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尽量吸收各种外来思想；另一方面又不忘本来民族之本位。“道”之大，“道”可道，就必须搞清楚讲明白了，否则与外来文化，甚至异族异教就无法“架桥”。作为“侧陋”凡人，识心见性，以“遇素抱朴，修真养性”为精义，将“中”与“敬”结合起来，就可以修行“大道”了。所谓“中敬互持”，就是在礼“敬”的过程中得“中”道的方法和途径。“道”并非不可道名，道虚化为“不争”，实化为“水柔”，文化为“礼器”，它是自然规律的总汇。“不争”与“水柔”好理解，“礼器”不是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而指国家以“礼”治为秩序而构成的国家公器，特别是“三省六部”制的重要部门。“礼”源于祀神，后拓展至吉、凶、军、宾、嘉等各种仪制。是为“止争”而制“礼”以分的。但随着经济发展，成为加速纷争的助推器，因此，改革政治体制逼在当下，急需结合治理体系现代化加以“扬弃”。《周礼》官以载“道”。这个“道”指的就是“皇极”之理与中央集权之道，也就是治“人”之道。礼制秩序模式下，“法”涵摄于“礼”，在古代“礼”即是“法”，礼制乃是包罗万象的功能规范系统，故维续礼治，就是行大道。

四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儒、道、释”三大思想源流，谁也离不开谁，相互支持，才能增进阐释。“大道”与“礼器”就是相互印证与持援的。我认为三教合流应以道教为主导，儒佛为辅翼，才能达成最具稳定性的文化三角间架。“容乃公”，老子“道论”成为中国哲学智慧的源头，通过“三教调和”，进而使道教携儒佛更益于治化，必定能够开创人类文明宗教融合化世界化的新境界。古代大儒张载《正蒙·太和篇》曰：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仇必和而解”是客观辩证法，谁也不能回避和胡来，只有以“水柔”之道，化蹇难之时才能达到“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道唯大，也不大，只有天下为“公”，“和谐”处世，才能跳出“仇必仇到底”的恶循环。“礼”器必然为公用，“道”大必须求和解，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大势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