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与子

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我刚从田高镇中心学校调到县民政局的一次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现在想来，作为刚到民政局的一个新人，面对那么多陌生的面孔，唯一稍有印象的便是他了。那时的局长在会上是怎样的表情以及讲了什么话已全然不记了。只记得他–——荆晓田，大大的眼睛(感觉有点直)，头发略卷，四方脸。那时的他，刚刚26岁，小伙子长得挺精神！

于是，我们便成为同事，一起在局办公室工作了。我从事文秘工作，他负责接待来访群众，并且还是对桌。刚到新单位，啥都是新鲜的，和站三尺讲台完全两码事。为了尽快适应新环境新工作，我全身心投入着，没精力留意身边的任何人。只是有一次上厕所，发现荆晓田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前往外张望着。男厕就在走廊尽头的南边，当时他也没注意我，没和我打招呼，仍旧向外望着。我也没多想什么，仍旧继续我的工作，继续我的生活。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有一天晚上，在一次小范围的同事聚会上(荆晓田没参加)，话题转到了荆晓田身上。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原来这个荆晓田是省农业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刚毕业是分配到外区县烟草局的，后来调到本县农业局下属的良种场工作，去年才调到民政局来。据说，当时局里派一位田主任去良种场考察荆晓田，到了那里，人还没见着，便被良种场的领导直接领到酒店去了。再后来才知道，荆晓田的母亲曾在荆家镇当过小学校长，而民政局的上一任局长曾在荆家镇干过党委书记。

工作仍旧继续，生活仍旧继续。民政局办公室是常有人去的，有时是来咨询问题的群众，有时是其他单位的来联系工作，市局领导来也是办公室迎来送往。荆晓田很适应做接访工作，一是他对民政政策比较熟悉，二是他回答问题比较严谨，除了政策外，多一字多一句都不说。正常来咨询的，一般从他这里很容易弄明白政策;想来胡搅蛮缠闹而优则惠的，则很难在他身上找到突破点，当然也就既不甘心，也无可奈何！“这个问题是这样吗?"“对，就这样！”“那么……又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如果……那又该怎么办呢?”“……就这样!”不多一字，不多一句。只是来访人问到第三遍时，荆晓田便抽身出去了，仍旧到走廊尽头的窗口向外望着，出神地望着。

又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上(荆晓田也没参加)，话题又转到了荆晓田身上，说他原是结过婚的，女的都怀孕了，只是不知怎的又离了，据说孩子也打掉了。我小心地问:“到底怎么回事?”同事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也小心翼翼地说:“可能这里有问题！”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在一个慵懒的春日的下午，办公室就我和荆晓田两人。今天特别安静，没有一个来上访的。我伏案忙完手头的工作，抬起头来想伸伸懒腰，手刚要伸出，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向我面部袭来……一双眼睛正直直地盯着我！

我慌得揉了揉眼睛再看，那双眼睛仍直直地盯着我看！我赶紧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头转向窗外，仍用余光斜视对面，不错，就是他，对面的荆晓田两只眼睛正直直地盯着我……

我不淡定了，飞也似地跑到走廊尽头的窗口向外张望着，出神地张望着。一幕幕的往事、同事的话语又在脑海浮现。刚来时见到的那双眼睛、结婚又很快地离婚、经常站在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向外张望、办公室人多时的逃避，莫非他精神方面真有问题？我努力地镇定了一下，站在他经常站的窗口前专注地向外望着，希望从这里能看到他的精神世界。

窗口外面是县委办公楼与县府办公楼之间的过道，后院是停车场。站在这里，除了能直接看到对面县委办公楼一楼的窗口，映入眼帘的便是近前的绿化了，有一棵树是长在窗前的，很高大。往上看，便是满眼的蓝天了。我真感觉不到，他到底在看什么！

我又忐忑不安地回到办公室，看到他正在随意地翻阅一本杂志。我又坐回我的座位上，眼晴想看对面又不敢直视，很怕在忽然碰撞的目光里，他惊了我，我吓了他……我也拿起一本杂志胡乱翻阅着。

直到有一次和同事闲聊，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位同事原是和荆晓田一个村的，且都住在一条胡同里，比我晚一年来局，是位女同志，也姓荆。论辈份，她是他的姑。在闲聊中，她说到，荆晓田原本有父亲的，在县林业局上班，只是在荆晓田刚满一周岁时就死了，据说是上吊死的，怀疑是精神方面的原因。他还有个大两岁的姐姐。现在他们母子三人在一起生活。

荆晓田在办公室的工作是认真的。每天早晨还不到上班时间，他总是第一个到单位，把走廊打扫得很干净，然后就不见了。直到我们上班后半小时左右，才见他抱着单位订阅的报刊杂志来到办公室，利索地分类，再分送到各局长、各科室报厨。单位每年的整档、劳动人事统计报表也都是他负责的，都能按要求完成任务。

日子过得很快，来民政局上班已经三年了。直到有一天上午上班后，都快十点了，仍不见荆晓田抱着报刊进来，我便问其他同事:”看见荆晓田了吗?”“没有！”“知道他到哪去了吗?”“不知道！”“他家里有事吗?”“不知道!”也没再继续追下去。就这样又过了三天，直到第四天刚上班不久，我在办公室正忙着一个材料，忽然听见走廊里有人说话:“宗主任在吗?“话音未落，只见一个大约60岁左右的女人走了进来，个头不高，短发，微胖，手里拿个纸扇，穿着得体，走路略跛，看起来好像腿有点不得劲。我赶忙起身“您是?”“你就是宗主任吧，我是晓田的母亲！”“噢！大娘，你好你好，快请坐吧！”落坐之后，大娘语速适中地:“晓田在家常提起你，说你对他帮助很大，他在这里给你添麻烦了！”“哪里哪里，晓田同志很好，工作很认真的。”“我的孩子我知道，全凭你们照顾，真是谢谢了！”“大娘，您千万别客气，相互照顾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大娘又非常亲切地说:“主任，我这次来也没别的事，就是想告诉你，晓田这几天身体不舒服，近期可能不来上班了，工作上的事还请多费心！”“大娘，工作上的事你就放心，让晓田安心养病吧！”“好了，我也不多打扰你了。局长在办公室吗？我得过去跟局长说一声，你忙吧！”“大娘，我送您过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

那个年代，小县城的居住楼房很少，面积也小，且都是公房。住房子都是单位按官职大小、工龄长短分配的。集体宿舍也很少。因此县城周边的所谓郊区的平房便成了在县城上班的大多数人的首选。“聚贤村”便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座落于县城的东边，紧邻城区。荆晓田一家就租了这里的三间房子住着。到后来我才知道，晓田的母亲担心儿子上下班来回跑那么远的路不安全、不方便，就提前退休，来这里租了房子照顾晓田。

荆晓田已有半个多月没来上班了。

这天，单位分了福利，是两箱啤酒、一箱鸡蛋，还有香油麻汁各二瓶。那个年代，是允许单位发福利的。之所以这个时间发福利，是因为正值秋收时节，不管家里有没有地都要发的。因荆晓田没来上班，我们决定给他送去。

车子一直往东走，出了县城第一条往南拐的路，进去便看见“聚贤村”三个大字了。村里的平房是由南向北呈东西方向排列的。荆晓田租住的房子就在第三排西边。这些房子都没院子也没大门的，前面都很宽畅。站在西边往东边看，五六个户几十间房子整齐地排列着，都住着人。

刚下车，坐在屋前桐树下乘凉的晓田的母亲便一眼认出了我。她赶紧起身打招呼，一边慢挪腿往前迎，一边说:“是主任来了，快来坐下凉快！”我紧走两步迎上去，握着大娘的手“我们来看看您和晓田！”“真麻烦你们了！”我招呼同来的同事把东西放好，大娘说:“我腿脚不好使，那边有水有茶叶，帮我忙忙吧!”同志们收拾妥当后，我招呼他们一块坐下与大娘聊天。我这才发现，晓田并不在场，却注意到一个高个子稍胖的年轻妇女一闪便进屋去了。“怎么没见晓田呢?”我轻声问道。“噢！”晓田的母亲脸上闪过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痛苦，随即略带笑容说道“我把他送医院去调养调养，最近他精神不太好！”“噢！”我看大娘不愿多说，思想也早有准备，因此也就不便多问，又寒喧了几句。我站起身“大娘，我们要回了，班上还有很多事，你也早歇着吧!”“吃了再走吧，这附近就有饭店，叫菜来挺快的！”“不了，我们走了！”“好吧，你们忙，我也不强留了。记住下回来吃饭吧！”

回去的路上，忽然又想起那个高个稍胖的年轻妇女，她究竟是谁呢？莫不是晓田的姐姐吧！？

她正是晓田的姐姐！她具体的名字我不知道，只是听别人说，她也是某重点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了某石化国企，也结了婚，条件待遇都不错。谁知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她伤了腿，受了刺激，不能正常上班了，单位每月仅发给几百元的生活费。不久就离婚了，没有孩子。

我开始担心晓田的母亲了。若真是那样的话，一个母亲照顾两个都有病的孩子可真够辛苦的。虽然经济上略显宽裕，但精神上的压力更是难以承受的。

荆晓田现在宫桥镇的精神病医院住着。局领导决定去看望一下，当然这并不用去告诉他母亲。

宫桥镇精神病医院离县城并不远，十几分钟的车程。这是全县专门收治各种精神病患者的医院。

因与院领导早有沟通，所以我们到了后就有人直接领去病房了。病房是用铁栅栏与外面隔离的，和看守所差不多。我们进入铁栅门后，有专人负责上了锁。门正冲着走廊，走廊是南北方向的，两侧都是病房。我们刚进去不远，早见荆晓田伸着双手远远的迎上来，满脸笑容，声音洪亮，热情异常，与在单位上简直判若两人。“领导们来了？快，快来屋里坐！”步履急促地在前面领着进了他住的房间。这个房间共有两张床，两边挨墙各放一张。窗户下面有一张桌子，窗口外面都用铁棂子封着，透着风，房间也算明亮。我们三人在南边床沿坐下，晓田坐在北面。看上去晓田比在局里略胖了些。“晓田，在这里还好吧？”王局长问道。“很好很好，领导们对我都很照顾!”晓田忙不迭地应声，有点不知所措。“你们都很好吧!”“都很好!”“在单位上你们都很照顾我，我母亲也很感激你们，真的谢谢了！”晓田说话倒很全面。又闲聊了十几分钟，晓田也略显局促不安起来，说话倒是没感觉出什么，只是交流时的眼神总让人觉得怪怪的。“我们要回了，你在这里安心养病吧!”“这就走吗？不再多坐会儿？”“不了，你住吧!”我们刚出来，铁栅栏门立刻就被锁上了。出了病房，院长和王局长边走边谈，我们则在车旁等着。

回来的路上，我问王局长:“晓田到底是什么病?”“刚才我和院长交流了，就是精神病，经过一段治疗，现在症状很轻”王局长说，“刚才你也看到了，几乎没什么异常。只是要服用激素来维持，恐怕时间久了对身体没好处！”“噢噢，是这样！”我胡乱答应着。

这样，又过了大半年的功夫，荆晓田又来上班了。只是身材比原来胖了些，言谈举止还如以前，偶尔会自己莫名地笑几声，声音不大，也有时两眼直直地盯着电脑屏幕发呆，旁若无人。其他并没察觉有什么异样。

时间过得飞快。原来县城区的住房都进行了房改，也有了经济适用房，县城的住房条件大大改善了。荆晓田一家三口也住进了三室一厅的经适房。

有一次几个同事一块吃饭，有人说，你看晓田都快四十了，也没个家室，他母亲年龄也渐渐大了，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不如给他找个对象，条件差点也行，带个孩子也行，只要能做家务、知冷知热，这个家就有个指望头了。到后来真有几个上门介绍对象的，听说都让晓田他母亲给回了，原因大概就是她家庭也不错，孩子也不错，凭什么找条件差的？打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这事了。

有一天，上午都快十点了，还没见荆晓田来上班，我想他大概家里有事耽搁了，也没细想。谁知过了一会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接起一听，是晓田的母亲打来的。电话那头依然是客气地寒喧，过后大概就是晓田这几天看着又不大对劲，在家用药调理调理，就不来上班了。我说在家养养吧，单位的事就不用考虑了。

又过了月余，我和局领导说，去看看晓田和他母亲吧，电话问了，正好都在家。领导同意了，我们三人就买了慰问品驱车前往。

我们县的经适房建在城区的北边，占地是宫桥镇的王沟村。共建5栋楼，有一百多套住房。晓田的家就在5号楼的东单元3楼西户。我们摁了门铃，打开楼宇门向三楼走去。晓田和母亲早就等候在门外。

“你们工作都挺忙的，还麻烦你们这老远跑来!”我们刚到三楼拐角处，大娘便热情打招呼，“快，晓田快帮领导们提东西!”进门后稍作寒喧便宾主入座。客厅的茶几上早沏好了茶，瓜子和水果都用盘子盛着。这是一个三居室，客厅是在北面的，南面是三个朝阳卧室，挨着进户门的卧室紧闭着房门。“房子不小，挺好住！”王局先说话了。“不算大，110多个平方，我们娘仨住很够了!”大娘一边应答一边招呼我们喝茶、吃瓜子水果。大娘和王局长坐在沙发上，穿着仍是得体。晓田、我和另一名同志每人一个马扎坐在茶几旁，没见晓田的姐姐。“这孩子挺好，很听话。平常都是他买菜，我做饭。”大娘笑容满面地看着晓田说,“他就是有这点病，我也不让他住院了，在院里毕竟不方便，也照顾不好。我专门找人开了药方，在家给他调理调理。医生说药是不能停的。”我注意到晓田的脸有点虚，身子好像也略有发福。“调理调理就好了，到时还让他去上班！”“不用着急，让晓田在家好好养病吧!等病好了找个知冷知热的伺候你老吧，这样我们也放心，毕竟你年龄也越来越大了！”王局长说道。“坏了，王局怎么说起这事了，晓田母亲最忌讳的!”我心里想着，下意识地望了大娘一眼，只见大娘收敛了笑容，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石英钟，“我叫几个菜来中午一块吃饭吧！”王局长一看天也不早了，就说“不用了，单位事多，我们回了，有事打电话。”我们站起身来往外走，晓田和母亲也起身相送。临出门，我又望了一眼那间紧闭的卧室门。

又几个月过去了，荆晓田并没来上班。一切工作、生活仍旧继续。

有一天不是很忙，我在办公室随意地翻阅杂志，这时，一个下属单位的同志走进了办公室。我们都很熟，便聊了起来。“我在小公园看见荆晓田了，好像是散步的样子，比以前胖多了！”“是吗？我好久没见他了，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看上去精神头很好，见了打招呼挺热情的，有点受不了！”“噢!”我一边应答一边极力想象荆晓田的样子…...

今天星期天，上午九点多一点，我去惠仟佳超市买菜，正在蔬菜区逛着，忽然看见远处一个身影很熟悉，再仔细一看，那不是荆晓田吗？他没注意到我，仍继续逛着。我放下手中的菜，快步走了上去:“晓田！“荆晓田吃了一惊，赶忙回头，一看是我，立马伸出双手，我也赶紧伸手与他四只手握了起来。“宗主任，你很好不？”声音依然洪亮，甚至超市里有很多人都把眼光投向我俩。我也顾不了那么多，紧握着他的手:“很好很好，你也很好吧!大娘也很好吧?”“都很好都很好！”晓田忙不迭地应着。“宗主任，你忙吧，我妈等我买菜回家呢！”还没说几句，荆晓田挣着要走了，我也不好硬拦，只好看着他的背影离我渐渐远去。晓田确实胖了，从背影看应比以前胖出一圈，腰带扎在外面，腰部并不明显。

又很久没见到荆晓田了。这天下午刚上班不久，办公室其他人员还没到，忽然见荆晓田急匆匆地进来了，手里提着一袋瓜子。身体依然胖，脸上比以前精神了许多。只见他把那袋瓜子放到茶几上，没等我开口，就说:“主任，辛苦你了。这段日子没来上班，麻烦你了。我妈让我来谢谢你。我把经适房卖了，到兰香园社区买了个一楼，我妈腿不好。平时都是我出来买菜，还要按时吃药，都是我妈照顾我，我不能正常上班了，谢谢了，我走了！”“哎，晓田……”我刚要说话，他已经头也不回地走了。

打那以后，晓田就不经常上班了，只是偶尔到办公室一趟，也不多说话，找几本刊物就急匆匆走了，身体依然胖。有时我碰上他，就半开玩笑地说:“晓田来上班吧，有工作等着你呢！”“好好好，你忙吧！”头也不抬也不回，如飞逃去了。有时在街上在公园里碰上他，也是如此。

有一天，王局长突然找到我说:“也不知晓田现在情况咋样了？是不是得去看看他？”我说:“我也很久没见他了，去看看也好，顺便看看他母亲。”

兰香园社区是一个新社区，相比其他社区是较高档的。荆晓田就在12号楼的二单元102居住。由于没事先通知，我们摁了门铃说明了来意，楼宇门开了。我们提着礼品径直上楼。晓田家的进户防盗门向外开着，只有晓田站在门外，见了我们说道:“快进屋吧，我妈在家。”我们进了屋，见大娘坐在沙发上也没起身:“领导们快来坐，我这腿不方便，就不起身了，请包涵吧！晓田，快沏茶！”我们坐在大娘的对面，王局开口问道:“晓田情况不错吧？”“很好很好，我让他按点正常吃药，恢复得很好。我也让他抽空到外面走走，别老在家闷着，顺便买点菜回来，我这腿也下不了楼。”我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环顾四周，这房子的布局和晓田原先住的经适房差不多，只是多了间餐厅，南边仍有一间卧室门紧闭着。“这病得慢养，大娘您也别急！”“只是晓田不上班，还得请领导们多体谅。”边说边爱怜地看了晓田一眼。晓田也没多话，只是低着头，两手不自然地搭在一起。“大娘，您这身体还好吧？”王局问道。“我现在还能动弹，看着他们好好的，我也就放心了！”大娘说罢又看了晓田一眼……

回来的路上，我突然耽心起来:“大娘百年之后，晓田咋办？”

这又是两年之后的事了。有一天下午三点多，我正靠在坐椅上眯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把我吵醒，我百无聊赖地接起了电话，电话是晓田打来的:“我姐没了！”我一听是晓田的声音，马上直起身子:“怎么回事？你姐怎么了？”“我姐去世了，已经火化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和平常无异。我突然想起了那间房门紧闭的卧室……我愈发担忧了。

我无法想象晓田母亲失去女儿的痛苦，我更不敢想象晓田失去姐姐的感觉。大娘守了一辈子寡，倾情照顾呵护着两个孩子，如今女儿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任她内心怎样坚强，那种肝肠寸断、痛彻心扉的痛苦让一个七十多岁的母亲如何承受？大娘是疼爱孩子的，从她对晓田细心周到的照顾上便可见一斑。孩子是她的希望，现在有一个已经走了，只剩下晓田自己，那是唯一的希望了，这也成了大娘更加坚强生活的动力，大娘对晓田更加无微不至了。

工作仍旧继续，生活也仍旧继续。

又很久没见荆晓田了，也很久没听别人说起荆晓田了。我调换了工作岗位，不再干办公室了。

有一天中午下班回家，我正在厨房做饭，手机响了，一看是从我局调走的耿局长打来的:“我看见荆晓田站在惠仟佳路口上，怪怪的，不知干什么！”我非常疑惑地:”他这个点不在家吃饭，在大街上干啥？……好了，我知道了，谢谢耿局长!”

到了晚上吃过饭，正在家看电视，手机又响了，我拿过手机一看，屏幕上显示着荆晓田三个字，我赶紧接通“晓田晓田，你好吗？好久没见了！”“宗主任，我工资怎么还没发呢?“声音依然高亢。我把听筒往外挪了一下:“晓田，今天才三号，咱们不是十号发工资吗？你到十号去银行打工资卡就行了！”“好了宗主任，麻烦了！”接着挂了电话。我暗自嘀咕:晓田这是怎么了？

又过了两天，晓田又打电话问工资怎么还没发，我如上次给他回答，他也如上次挂了电话。

时间又过去半个月，我因家中有事请了两天假，没上班。两天之后的早上，我上班到办公室，习惯地拿起抹布抹桌子，一张写满字的A4纸赫然摆在办公桌的正中，字迹非常眼熟。这张纸的每个字，或,简或繁，都好像是用长短不一的小木棍搭就的，毫无章法可言。我一看是晓田写的，正要放下抹布细读，这时有办公室的同事敲门告诉我:“昨天下午荆晓田来找你了。”

我关上办公室门，坐下来，拿起晓田写给我的留言:

主任:祝工作顺利。有一事咨询，工资发放渠道是否顺昌？我个人有否?多少？……天已傍晚，夕阳西下，祝平安回家，祝万家灯火。……热情的笑容给世界温馨，给世界快乐……晚饭全家团圆，祝民政局风景依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读完留言后，我联想起晓田接连打电话问工资的事，工资真没给他发吗？或者他自认为多年不上班单位给他停发工资了？我也开始不自信了，明明每月十号发工资很准时的，有时还提前一两天，这月真没发吗？带着不自信又到财务科确认了一下，工资一直按时发，从没拖欠，荆晓田也是。这下我放心了。

又过了大约一星期。这天早上我上班，照例拿起抹布抹桌子，桌子正中又是一张荆晓田的留言，也是一张A4纸，写得满满的。“这回又写了些什么?”我心里嘀咕着，放下抹布正要读，办公室有人过来告诉我:“昨天下午晓田来找你了，我说你开会去了！”

是的，昨天下午我是去开会了，会散得晚，没来办公室。我带着疑问，晓田到底找我什么事呢？这次留言这样写道:

主任:有点冒昧，打扰几次，略感不安。但心中有疑团，心中有困惑。人事关系、档案关系如何？请解困惑，请说真相。……这个中午，街上充满暖意……我个人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应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个人从事一项工作多年，无明显错误，应保障其生活，使其感受组织温暖……

我费力地捉摸着，晓田到底要跟我说什么。留言中提到人事关系和档案关系问题，这没有什么可疑惑的。晓田同志可是局里为数不多的正式在编的行政编制人员，是公务员身份，这在县编办是有实名制公示的。难道晓田听到了什么消息，或者清查吃空饷什么的？都不对呀！单位所有人员对晓田及家庭情况是知道的，都表示理解，甚至同情，不会有什么问题呀，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又过了几天。那是一天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办公室不是很忙，突然听到敲门声，我说:“请进！”门开了，一个熟悉且又略显陌生的面孔出现在眼前，我吃了一惊……来人正是荆晓田！

荆晓田依然很胖。现在已经四月了，衣服穿得也不多。白色的衬衣已看不出原来的底色，腰带依然扎在外面。略显肥大的衬衣围着腰带或深或浅地埋在裤腰里，略肥的裤腰被腰带扎得或上或下，皱皱巴巴。腰带稍紧，腰围却并不明显。方脸依然显虚，左颧骨及左眼被一片不青不黑的色块包围着，像被人打了一拳。

我见晓田进来，马上起身，上前一步两手紧握住他的右手:“晓田来了，快来坐，快来坐！”晓田不自然地在沙发上坐下。“晓田，好久不见了，你很好吧?”“很好很好！”晓田机械地应着，声音不如以前洪亮。“最近忙啥呢?”我问道。“我听说咱局搬到这新地方了，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就是来看看!”晓田略显紧张地回答着，两眼直视着对面的橱子，两手不停地在两腿间乱搓着。我看这情景，再想到这几天他写的留言，便断定他有事，于是说道:”晓田，咱都老同志了，有啥事就直说吧!”“没事没事，你忙吧，我到其他办公室转转！”晓田话还没说完，人已在门外了。

“这晓田怪怪的”我嘀咕着摇摇头，重又坐到椅子上，“这晓田到底怎么了?”

下午出去上厕所，忽然闻到走廊里有股酸酸的味道，像是老陈醋发出的，也没往多了想，可能是物业公司专门煮来用以防什么病的吧。但到了卫生间，却看到奇怪的一幕:一瓶老陈醋在洗手台上放着，旁边有几个一次性纸杯。里面也没见有人，到底咋回事？

我到局办公室坐下，问道:“走廊里的酸味怎么回事？”同事答道:“我也不知道，刚才晓田来办公室要杯子，也不知干啥。”“最近晓田很怪。你那办公室看不见，我们在这里常见他站在大院门口，双手叉着腰，也不进来，不知道干啥!”另一名同事插话说。“唉，这就怪了，他到我办公室，我问他啥事，他都不说！”我说道，“还写了留言，都是些漫无边际的话。真是可怜，也不知家里大娘啥情况了……诶，不如打个电话问问！”晓田家里的座机号码我是知道的，我马上拨了过去，想问问大娘的身体状况，再了解一下晓田的情况。电话是拨通了，只是半天没人接……

几天过去了，我照常上班。这天上午约十点左右，荆晓田来了。他进了办公室，也没坐下:“主任，请你告诉我，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什么编制?请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见他既严肃又非常认真，我也放慢语速，一字一句认真答道:“你是我局正式在编的行政人员，是公务员！”

“好，请你给我写下来！”

“晓田，我写出来说明不了什么。”

“你必须给我写下来！”命令似的语气。……

“要不，我把咱县编办的实名制公示给你复印一份，这样更有说服力。”

“不！我就要你给我写下来！”晓田仍然坚持。

我是不能给他写的，况且也说明不了什么。这时我也想起了晓田写给我的留言，他要这个干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你写不写?”晓田不依不饶。

“我是不会给你写的！”不知怎的，我态度也坚决。

“你对同志是什么态度，你怎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你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晓田提高了嗓门，近乎打架。

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尽管最后也稍有愠色，尽管也不考虑其他同事怎么看我，尽管我也不顾及脸面，我只能默不作声……从阵势上我已经彻底败了。

又几天没见荆晓田。这天上午我开完会时已是十点多了，我到了办公室还没坐下，又见一张写满字的A4纸摆在桌子正中，一看便知是晓田的留言:

主任:几番碰壁，几番诧异。……真相并不残酷，可亦不可。每一件事情，都要讲究是非，此事，应如此。得知真相，比永远处于混沌状态要好。……如果得到事实真相，此信请处理。回见。

晓田到底想要什么事实真相？工资？身份？编制?还有什么不明确的？那他究竟想要知道什么？……我思绪彻底乱了！

晓田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最近这段时间的表现也太反常了。以前晓田几乎不来办公室，有时见了面打个招呼就匆匆走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我不懂心理学，更不懂精神病方面的知识，我只能胡乱猜测:可能受了什么刺激？或者家庭方面的问题？再或者……对了，晓田的反常表现是不是没正常服药？要知道，这么多年来，晓田对药已产生了某种依赖，且晓田服药可都是他母亲亲自操持的，难道他母亲身体出了状况？……对了，前段时间往晓田家里打电话长时间没人接，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我愈发确定了我的想法:晓田的精神病发作是因为没正常服药，而没正常服药可能是他母亲已力所不能及，况且大娘也是近八十岁的人了。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从耿局长打电话告诉我晓田中午站在惠仟佳路口上时就已经开始了。可是，晓田他为什么一直来找我而不去找其他任何人呢？为什么非要我给他写证明呢？

我愈发担心晓田了。和局长汇报了一下，决定明天上午一上班就去他家看看。

第二天一早，我比平时上班早到了十分钟，好等局长来一块去荆晓田家。我敞着办公室门，正收拾着桌面的文件，只见单位的周科长手机靠在耳朵上边说话边向我走来:“主任，咱单位有个叫荆晓田的吗?”周科长从乡镇调来单位不久，对单位情况不熟悉。“是是是，有这个人，怎么了？”我赶紧问道。“给，你接电话吧！”周科长把手机递过来，“谁呀?”我边接边问。“是兰香园社区的郭主任！”周科长答道。

“喂，你好！”我接过电话。

“喂，你好，你是宗主任吗?”

“对，我是。请问你是……”

“我是兰香园社区的，我姓郭。请问咱单位有个荆晓田吗?”

“对，怎么了？”我有点惊恐。

“刚才他到社区来，说他母亲今早五点去世了，也报了警。”

“什么？他母亲去世了，还报了警，咋回事？”我愈加诧异了。

“我也不知啥情况。”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我挂了电话，马上给荆晓田拨打手机，电话通了。

“喂，晓田，你母亲怎么了？”我急切地。

“我母亲去世了，身上有斑块，我报了警了！”晓田声音很平静。

“你报啥警呀?就你娘俩在家！赶快处理后事要紧!”我已完全忘了晓田的病情。

“你什么态度？对待死去的老人怎么能这样呢?一定要查出事实真相！”晓田突然大声训斥起来。

我一听没法再交流下去，便挂了电话，叫上办公室李主任，给王局长汇报后，我们一行四人向兰香园社区赶去。

一路上，我们猜测着各种情况，有说晓田他母亲身上的斑块很可能是尸斑，他误认为是非正常死亡才报的警。有说担心的事终于来了，以后晓田怎么办。也有说晓田没人照顾了，他母亲怎能瞑目……

车子很快到了兰香园社区12号楼西头，我们把车子停在主道边的停车位，下了车往东走去。

从楼西头往东过一个单元便是晓田的家。我们放慢脚步往东小步走着，没看见花圈，晓田一人手里提个红布袋在自家车库前低头徘徊着，绿化带里一棵枝叶茂密的无花果树下有三五人在交头接耳说着什么。

晓田抬头见我们来，神色如常:“你们来了?”

“家里大娘呢？”我见晓田没守在母亲身边，便问道。

这种事，我大体上是知道的。死者的身边这时是一定要有人守着的。

“在楼上。”晓田没事似地说，“一定要还清事实真相，还社会公平正义！”晓田又提高了声音，看上去很坚决，义正辞严。

由于通过电话，我不再给晓田提报警的事。这时，一辆警车停在了楼西头。四五个穿制服的和一个着便装的人走了过来。

身着便装的人见我和晓田说着话，便问:“请问，你是……”

“我是民政局的，姓宗。”我答应着。

“噢，你就是宗主任，我姓郭，这位是少海派出所的张警官。”郭主任指着一位警官介绍道。

相互认识后，张警官向我们介绍了情况:晓田是今早晨八点报的警，说他母亲身上有斑块，怀疑是被人谋害。我们看了，是正常死亡。看晓田现在这情况也无法向他说明，问他家里也没别的人，只告诉了他一个表妹的电话，姓罗，叫罗瑞雪，我们也通知她了，可能正往这里赶着。

介绍完情况，张警官让我在出警记录上签了字，并记下晓田表妹的电话后就走了。

经询问郭主任和楼里邻居们，晓田母亲的遗体还在房里停着，还没穿寿衣。

经商量后，由我打电话让晓田的表妹买来。电话打通了，“你是晓田的表妹吗?我是晓田的朋友。家里大娘还没穿寿衣，你给买来吧！”我轻声说道。电话那头听着泣不成声且很微弱，只是嗯嗯地答应着。

今天是阳历六月十三日，天很热。我们都在楼下等着晓田表妹买寿衣来，其他同事已通知殡仪馆安排运尸车来。

郭主任把我叫到一边，递给我一张存单和一百元钱，存单和钱是叠在一起的，我打开一看，存单上清晰地写着荆晓田的名字，金额是两万元整。还没等我开口，郭主任就对我说:“这是晓田二楼的邻居交给我的，说他早晨开门时在门缝里塞着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晓田提着那个红布包，低着头，脖子使劲往前抻着，来回踱着步，不停地自言自语。

这时，我看到在无花果树荫下的人群里有个熟人，是我在田高镇的同事，姓史，已退休。我走过去，也好在树荫下凉快一会，我握着史老师的手说:“史老师，您在这住?”“嗯！我在三楼西户。”史老师答道。接着又聊起了晓田的事。史老师说:“晓田这段时间很怪，常见他骑着车子往外送东西，也不知往哪送。有时也见他一手拿馒头一手拿矿泉水瓶在楼下边走边吃。”“前天来了个收破烂的，他搬了一箱酒给人，就只要一块钱!”另一个邻居也插话。

“唉，宗主任，你过来一下！”是同事喊我。我赶忙过去，李主任指着一位年龄约七十多岁的老者说:“这位是晓田的姨夫！”

相互介绍认识后，才知道晓田姨夫姓罗，叫罗本通，是罗瑞雪的父亲，他还有一个儿子，是瑞雪的弟弟。这次是接到瑞雪电话后让儿子开车过来的。

晓田仍然提着那个红布包，低着头，脖子用力往前抻着，在车库门前来回踱着步自言自语，对姨夫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

给罗瑞雪打电话已半个小时了，还没见人来。我与姨夫聊了起来。

“大娘老家还有人吗?”

“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那，大娘骨灰能埋到老坟与丈夫葬在一起吗?”

“这么多年了，到哪去找老坟？再说老家也没有人给管这事！”

“那大娘骨灰怎么办?”

”唉！”姨夫叹了口气，“先存着吧！你看晓田又这样！”

“晓田以后怎么办呢？以前大娘在世时，都劝大娘给晓田找个对象，条件差点不要紧，知冷知热就行！”

“别提了，我们为晓田的事也没少操心，可他妈谁也说不通！”姨夫叹了口气接着说“就说晓田他姐姐吧，死了好几年了，骨灰仍然寄存着，都没入土！”

”这又是咋回事？”我有些疑惑。

“晓田他姐去世的第二年，我托人在邻县给她找了门阴亲，都说好了，又不知怎的，晓田他妈又不同意了。唉！真是没办法!”姨夫叹息着摇摇头。

殡仪馆的车及三名工作人员来到不久，罗瑞雪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大袋子，极度伤心的样子，哭声很微弱，像是哑了嗓子。

我赶忙示意殡仪馆工作人员上楼帮忙穿寿衣。谁知一名工作人员接着下来了，说:“有点发臭了，都有那么大的蛆！”边比画边说边从车里拿了手套和口罩先自己带上，再拿几副上楼了。

这边郭主任跟我聊道:“看来晓田不适合在这住了，邻居们也很担心！”“为啥?”我问道。“你看他现在这样，家里电呀气的，不安全！”“那怎么办?”我问道。“看能不能送精神病院？”郭主任答道。我一想也有道理，“要不咱和姨夫商量一下?”“行！”郭主任应着。我们经过商量，晓田姨夫也同意这么做。“只是晓田不肯去咋办?”我问道。“实在不行，到时咱把他强行弄上车！”罗本通看了我和几个同事一眼。

“荆家中心校那边是否通知一下?毕竟大娘是那里的退休教师。”我对姨夫说。“那边我都说好了，不让他们来了。这里又不举行告别仪式，到时拉去烧了就行。"罗本通答道。我没再说什么。

“抬下来了!”有同事说道。

我赶忙看去，只见四个人每人攥着一床褥子的一角抬下了用尸袋裹着的晓田的母亲，虽然穿了寿衣，堆头却并不大，褥子底下污渍斑斑。

我看着那床污渍斑斑的褥子，忽然想到，晓田母亲应该有一段时间卧床不起了，拉尿都在床上，而晓田又不会做饭，更不会照顾人，时间稍长，褥子就脏了。我又想到了耿局长给我打的电话及邻居们的谈话，根本无从想象大娘卧床后是怎样生活的，是像晓田那样吃馒头喝矿泉水，还是根本就吃不下？大娘是因身体有其他病因还是腿脚不能动而卧床不起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卧床的？这些永远都无法知晓了。只能这样推测:从耿局长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就开始了吧？要不晓田何以在中午吃饭时间站在大街上呢？要真是那样，时间也太长了吧？我无法想象大娘是如何坚强支撑这么多天的……

“必须还清事实真相，天理昭彰，正义的力量是无穷的……”晓田仍旧使劲往前抻了脖子，低着头来回踱步，自言自语，对于母亲的遗体连看都不看一眼。

“赶紧抬上车吧！”我说道。工作人员把遗体抬上了殡仪车，放到了冷棺里，罗瑞雪随后上去守在她姨妈旁边。没想到晓田并没有阻拦。

“晓田，上车！”我对晓田说道。

“主任，你上车！”只见晓田突然抬起了头，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着我，命令似的大声对我说，我俩的头几乎相撞。

谁都没想到晓田会这样。我仍然平和耐心地对晓田说:“晓田，你上去吧！她毕竟是你母亲呀！”

“主任，你上车！你来到后指手划脚，安排别人抬，你怎么不抬？罗本通都七十多了，天又这么热，你为什么让他抬？”晓田仍高声叫喊，生怕周围人听不见。

我顿觉有点理亏，同时又觉得无地自容，不过为了尽快处理大娘的后事，我极力控制着，仍平和地劝晓田:“你快上车吧，那毕竟是你母亲!”由于口开舍燥，说完后我轻轻地往地下啐了一口吐沫。谁知晓田紧跟着也用力啐了一口，并用眼睛直盯着我，一脸不服的样子。

这时晓田离我很近，衣服都挨上了。由于天热，我往外移了一下身子，谁知晓田也紧跟着移了过去，仍与我贴着身子，眼睛仍直直得盯着我。“晓田，你快上车吧，我还有事要处理！”我边说边往西走去，谁知晓田也紧跟了去:“我送送你！”“晓田，你快回去吧！我要回家。”我已走到了西边楼头上，只想找个理由快点摆脱晓田，坐上我们来的车一起到殡仪馆处理大娘的后事。谁知晓田一直贴着我，他的头似乎抻到了我下巴底下。仍说:“我送送你不行吗?”

这时殡仪车已经开走了，罗本通的车子正开过来。我看一时半回也挣脱不了，就示意在路边车旁等待的同事，我坐姨夫的车一块去。晓田并不阻拦，我拉开左后门上了车，他拉开右后门上了车。这样姨夫坐前面，瑞雪弟弟驾车，我和晓田坐后排一起往殡仪馆驶去。

路上，我一直在想，若到了殡仪馆晓田不让火化怎么办？边想边侧脸看了身边的晓田一眼，他仍歪着头两眼直直地盯着我，不说话，怕我跑了似的。

到殡仪馆时已是十一点钟。

我下了车，看见几个同事早来了，殡仪车也早到了，在火化车间门口处等着，遗体仍在车上停放着，罗瑞雪则坐在一边的水泥护栏上仍不住地低声抽泣。

晓田下了车依然紧盯着我，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而他母亲那里都不去看一眼，好像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晓田姨夫为帮我解围多次劝说晓田都无济于事。

天很热，营业室的职工都去吃饭了。这时有同事喊我到营业室里凉快，里面有空调。我随他们进了营业室，晓田也跟了去，只是他没进屋，而是把门一关，在门外来回踱步，有时也从窗户外向里张望。

有同事说，这次可把你看紧了，这营业室要是有个后门可就好了;也有同事说，晓田不让火化怎么办？其实，我都没去想怎样逃脱，而是考虑如何把晓田母亲的后事尽快处理完。这时罗本通进来了，我示意他在连椅上坐下，并把担心的事情告诉了姨夫。罗本通听后悄悄对我说:“我已给精神病院的耿院长打了电话，他们十一点半就能来到。得先把晓田弄走，要不这事没法办！”我点头表示赞同。“得跟晓田要过他母亲的身份证来，好办理火化手续。死亡证明社区已开好了。”我对姨夫说，仍担心晓田不予配合。这时晓田也进了营业室，仍抻了脖子低着头在我前面来回踱步，嘴里仍自言自语。我一看更加担心了。谁知姨夫一跟晓田要他母亲的身份证，晓田竟然很配合地拿出了家里钥匙:“我母亲身份证在书房写字台左边抽屉里，你们去拿吧！”姨夫赶紧安排儿子开车去取。

姨夫打电话给精神病院的事，我也和同事们进行了沟通。共同担心的就是晓田不上车咋办？最终意见就是采取强制办法。

约十一点半，一辆医院的救护车开到了营业室门前。

姨夫一看是精神病院的耿院长亲自开车来了，赶忙出去迎接，一边和耿院长握手客套，一边喊:“晓田，你看谁来了？”晓田出门口看见耿院长，赶紧双手握住耿院长的手用力上下抖动，满脸堆笑:“耿院长，噢，我们认识。您好您好!”我这边怕晓田不肯上车又来缠我，就想往前凑，谁知被同事一把拉进了门里:“还往前凑啥?”我懂事地躲在门里。只听外面耿院长不紧不慢和气地说:“晓田，咱再去看看？！”“好好好!”谁知晓田忙不迭地应着，竟然自己抬起脖子抬起头转到车门处上车了！

这也太神奇了，好像耿院长施了什么魔法，使晓田如此乖巧听话。我们所有人都不相信，天下竟有这等事？

耿院长开车拉着荆晓田走了，晓田母亲的身份证也取来了。手续办完后，我们帮着把大娘的遗体连同姨夫带来的纸钱抬进了火化车间。由于尸袋裹着，我并没看见大娘的脸。火化还需等一段时间。罗本通说道:“你们忙了一上午了，天又热，拿这钱出去吃个饭吧!”姨夫手里拿钱让着。“不了，在这里我们也帮不上忙，这馆里都说好了，完事办个骨灰存放手续就可以了，我们先回了。”也没等姨夫再让，我们就上车走了。

回来的路上，同事有的说，我们一直想办法帮你解围，就是想不出好办法;有的说，现在就剩晓田自己了，以后可怎么生活呀;有的说，晓田母亲死都不能瞑目，晓田毕竟是她的全部和牵挂呀;也有的说，晓田母亲也够惨的，死了连个指路的也没有;还有的说，晓田有工资，在精神病院也够维持生活的;也谈到晓田家产的处理问题等等……

第二天，我正常上班。随便抹了抹桌子就坐下了，脑子里仍然回想着昨天的事情。突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兰香社区的郭主任:

“喂，宗主任你好！事情处理得咋样了?”

“已处理好了，晓田母亲的骨灰在殡仪馆存放着，晓田送到精神病院了！”我说道。

“那就好！那就好！”电话那头郭主任应着。

“倒是给你解决问题了，昨天晓田缠着我不散伙，可真够受的！”我向外倒着苦水。

“什么？有这样的事？这就奇怪了……唉，对了，你不是说晓田工作以来，你俩一直在一起吗?”

“对呀，光在办公室就跟了我十几年!”我答道。

“这就对了，晓田缠着你，是因为他信任你，怕你走了。你想想，他咋不缠别人呢?就连他姨夫去了，他也没答理。”郭主任分析道。我一听貌似有理，胡乱地应道:“也可能吧!”又客气几句，与郭主任挂了电话。

我却突然想起不久前的另一怪事，应是在耿局长打电话之前。

那天我家里有事没上班，办公室的小胡打电话告诉我:“今上午晓田拿着两万元现金到局里非要上缴不可，说这钱不是他家的，家里从没放过这么多现金。王局和我们怎么劝说也不听，非要上缴财务不可。你快来劝劝吧!”我一听马上拨通荆晓田电话:“晓田，这钱是咱的，家里不就你和大娘吗？外人有去的吗?外人去能给你家带那么多现金吗?可能你和大娘不知啥事提出来忘了。快去银行存上吧，用时再提！”“好好好，我这就去存上!”晓田答应着。挂了电话不久，小胡又打过电话来说:“主任，你可真有办法，晓田真拿着钱走了。”我听后还真自以为是，得意了一阵。我忽然想起了郭主任给我的存单和一百元钱，赶紧掏了出来，展开放在桌面上，那存折上清晰地写着荆晓田的名字和“贰万元整“的大写，我又看了日期，和我猜测的差不多。

郭主任的话又在我耳边回响，我又仔细梳理了昨天晓田的每个细节……忽然又想起了晓田非要我写的身份证明而不要编办的复印件，我渐渐纠结起来。

我把那存折和那一百元钱又按原样折叠起来，走到财务科:“这是晓田的，先放到保险柜里吧，兴许以后能用得着。”

晓田住进精神病院已经二十天了，不知他现在恢复得怎么样？若是恢复好了，知道他母亲去世了又会怎样?我胡乱地想着，想找人打听晓田的病情，可到现在也不知晓。想去医院看望一下晓田，可到现在也没去，我真的没有勇气……

匆匆搁笔于公元2019年7月4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