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是一代文学大师巴金逝世13周年的纪念日
巴金
12年前，我曾采访过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顾均正先生的儿子、大同三中退休教师顾镇铨。上世纪50年代初，顾均正先生被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提议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而在此之前，顾均正与贾祖璋、叶至善、张志公、徐调孚、唐锡光、覃必陶、王幼于等人共同支撑着上海滩那个著名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开明书店。
彼时，顾镇铨一家就住在法租界的霞飞路霞飞坊，那是一个文化名人云集的社区，巴金、许广平周海婴母子、吴克坚、索非、唐锡光、章锡琛等人的身影都留在顾镇铨童年的记忆中。今天再贴此文，从顾镇铨老人的视角忆念往昔、缅怀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
烟云霞飞坊:与巴金、许广平为邻的日子
顾镇铨生于1937年。其父顾均正那时已很有名气，他自学成材，1923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任编辑，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著的国内第一本安徒生传记（小32开毛边本），1929年任开明书店编辑，1935年还和叶圣陶等人编了《中学生文艺季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正言报》，邀请顾均正先生任儿童文艺副刊主编，待遇优厚，但被顾先生断然拒绝。1952年，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政协副主席等，在科普等专业领域作出大量贡献的同时，顾均正先生为我国爱国统一战线也做了许多工作。顾镇铨是6个弟兄姐妹中的老五，在上海出生时正值国内抗战全面爆发，社会经济频临崩溃。“那时孩子多，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我们一家主要靠父亲在开明的微薄收入过活。父亲往往在吃过晚饭后就招呼大家睡，等都睡了，他又爬起来搞翻译作学问。原因是我们小孩子太闹，他很难得个清净。”顾老浸入亲切的回忆中：“我们住在法租界的霞飞坊。那条弄堂老是弥散着一股牛骚味，但早晚在那里摆摊卖白糖菱交糕、咸煎饼、高邮咸蛋、沙角菱的香味还是蛮诱人的。我是整条弄堂里最能闹的孩子，爬墙、弹球、养蚕，冬天也整日不在家，手冻得象萝卜干，吃饭时筷子都拿不住，一起的孩子们都叫我小老鼠。”“小老鼠”是顾先生用上海话说的，细软婉转，极具韵味。童年的喧嚣响彻了阴冷的霞飞坊，此刻，这些无忧的顽童们还无法感知他们的周遭萦绕着一种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浓厚文化气息。“除了巴金、许广平周海婴母子外，霞飞坊一片还住着吴克坚、索非、唐锡光、章锡琛、王伯祥、陈西禾，何香凝也住在离此不远的一条弄堂里。” 顾老回忆道，当时根本不知晓自己周围生活的这些人是何样显赫的名人，他们都极为普通地出入街巷，在隐隐的战炮声中，大家脸上挂着淡淡的愁。
“但巴金是名声最大的，大家都知道他写了好多书，还会好几门外语。可是我们很少能见着他的面，但只要看到了，大家一定会一拥而上围住他。”说到巴金，顾老眼里一亮。他回忆道：“当时我家住在63号，巴金住在59号，非常近。他戴着一副眼镜，眼睛大大的，非常慈祥，那时我们都叫他巴叔爷。他讲一口四川话，有时在他的家楼外能听到里面传来朗诵的声音，抑扬顿挫，非常好听，但具体言辞却很难听懂。”根据顾老的回忆，巴金夫人萧珊与顾老的母亲周国华相交甚密，在育婴和生活常识方面，周国华给予年轻的萧珊不少帮助。在顾镇铨幼小的心灵里，巴金和萧珊真挚的爱情给他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当时大家都说他们是最好的一对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海枯石烂心不移的坚贞之爱成为中国文坛的不朽佳话。
50年代初，开明书店要与青年出版社合营筹建中国青年出版社，顾镇铨全家随父亲顾均正北迁京城。两家的距离远了，但真挚的情谊却溢出霞飞坊，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浓浓飘荡。巴金和夫人萧珊经常要去北京开会，每次开会都要去顾家看望。 “几乎成了惯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丢失了什么似的。” 巴金在《怀念均正兄》一文中，如此描述了他与顾家的深厚友谊。在巴金与萧珊的书信集《家书》中，巴金频繁地提到顾老的父母及他在顾家做客的情景，言辞亲切，宛如家人一般。1952年2月20日巴金致萧珊信中说“顾师母十七日晚上对我提过，用钱时到他们那里去拿，我觉得拿多了乱花反而不好。”还有如“星期天上午到顾师母家去了一趟，见到他们夫妇，听说阿弟已经结婚了。顾亚铨在西安。星期天他们夫妇在家，带着一个小外甥，屋子也显得干净空阔了。”顾老清楚地记着，每次萧珊来访，一进门，必先用她那宁波口音的上海话喊一声“顾师母在家吗” ，语气紧促，节奏很快。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顾均正夫妇做得两件事情给巴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件是50年代初，顾均正打算把巴金童话集《长生塔》介绍给一家出版社，结果样本寄去不久，顾均正去信对巴金说“读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给小儿子读，小儿子也说不懂”，巴金重读后觉得并不象西方现代作品那样难懂。后来巴金明白了，他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随想录·病中集》这样回忆道：“这是他自告奋勇向出版社推荐我的童话，出版社拒绝接受，他碰了钉子就把责任放在自己肩上，我了解他。”另一件事是文革期间，上海一个造反派去北京顾家“外调”关于巴金的“反社会主义言行”，顾均正的夫人周国华女士义正词严地告诉对方“他没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结果造反派没捞到好处，气冲冲地走了。
常去顾家做客的巴金给顾镇铨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孩子们缠着“巴爷叔”讲故事的情景。最难忘的一次是巴金刚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给他们讲了孤胆英雄王成的故事，并且把一把志愿军赠送的铝制小勺送转赠给顾家的孩子们。这把小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志愿军战士用被打下的美军飞机的残骸制成的，“巴爷叔”以此鼓励他们从小要有保家卫国的志向。1979年，巴金专程来顾家看望了病重的老朋友。“均正兄侧着身子躺在床上呻吟，国华嫂在旁边照料，我走到床前招呼他。他对我微笑，我却只看到他痛苦的表情。我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也找不到适当的安慰的话，我默默地望着那张熟悉的脸，不到半个小时就退出了病房……”这是两人的最后一别。巴金在悲痛地回忆中给予老朋友极高的评价：“他做到了有一份热放一份热，有一份光发一份光。他是一个不自私的人。……我尊敬他。” 及至数年后，巴金在谈到知识分子时仍对顾均正念念不忘：“我在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这几十年，谈到知识分子，我就想起这位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在书桌跟前埋头工作了一生的老友。这样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正是我们国家不可少的支柱。
“巴爷叔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后来我从北京考上山西大学又分配到大同，每次与家里通话都会谈到他，巴爷叔也经常打听我们兄妹的近况。直至有一天接到了弟弟的电话，说巴爷叔走了……”顾镇铨眼睛湿润了：“听到这样的噩耗，我第一感觉就是失去了一位挚爱的亲人。他没有走，他永远活在我们每个人心里。”
“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和周海婴母子与我们相邻而住，我家在63号，她家是64号。”顾老记忆中，许广平被别人尊称为“先生”。“由于两家相距太近，我常常站在自家窗前，用竹竿去挑先生家窗台上放的东西，把它们挑到地上后，我再下楼捡去玩。”想起淘气的童年生活，顾老一脸笑容。“但先生对我从没有过责骂。”据顾老回忆，他不经常去许广平先生家，“去得时候经常是一路沿着楼梯冲上去。许先生家里的书橱有很多书，当时也觉得稀罕，但从来不敢去取，偶尔用手轻轻地碰一下，也有满足的感觉。”当时周海婴较顾镇铨年长，“玩得时候是两班人马了，大的和大的玩，小的找小的玩。但我仍然能够记得周海婴是那时孩子中非常调皮的，常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主意出来。有时候小伙伴们打仗的时候，他就会偷偷地爬上楼去，用纸包了东西，去掷打楼下的人。”周海婴与顾家老大顾耀铨脾气颇为相投，两人经常在一起鼓捣无线电来收听短波里的音乐。顾老记得最真切的是周海婴不知啥时候有了一架照相机，他经常拿出来给孩子们照相。说到这里，顾老从相册中翻出两张老照片，一张是他们兄弟在家吃饭的情景，一张是几个小孩在弄堂里玩耍时的合影。“这两张照片都是当年海婴拍的，我一直保留了下来。”顾老对于许广平先生记得最为真切的一件事是他7岁的时候，母亲周国华把许广平叫到家里，然后父亲告诉她听来的关于周作人要卖鲁迅在北京藏书的消息，许广平当时就差点昏厥过去。要知道，鲁迅的遗物书稿对于她来说是何等的珍贵。后来，许先生为保护鲁迅的书稿做了许多工作。解放初顾家回了北京后，两家还有来往，特别是周海婴和顾耀铨等仍经常在一起学习玩耍。如今，顾镇铨同样保留着这时期周海婴和顾家兄妹在一起的一些珍贵照片。
顾老感慨说，在自己童年乃至少年时期，周遭曾有那么多名人频繁来往，他们都极为普通，头上也没有罩着什么光环。只是他们优秀的人格品位和崇高的精神追求，连同他们留给人们的文化科学遗产，成为永传后世的座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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