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三百首》在文学中的影响力为什么相比《唐诗三百首》要小很多？

《宋词三百首》在文学中的影响力为什么相比《唐诗三百首》要小很多？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诗、词两种文体在发展和传承的过程的不同点入手，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诗经》 先秦时期的多是四言诗，五言诗，代表作是诗经和战国后期的楚辞。两汉的汉乐府诗，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和《孔雀东南飞》。魏晋时期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即后世称“建安风骨”。而后有“竹林七贤”。东晋末年陶渊明的田园诗，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鲍照等。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在此不仔细展开叙述）。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王禹称、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即苏轼和黄庭坚，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元代由于史料的匮乏，诗歌存世量较少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以朝廷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稍后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诗歌的发展起源从春秋始起到晚清，时间跨度大，而唐诗三百首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由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是200多年来流传最广的一部唐诗选本，编者蘅塘退士本名孙洙（1711一1778），字临西，江苏无锡人，乾隆年间进士，曾任过知县。他因不满于当时广为流传的《千家诗》选诗不精，且仅五绝、七绝两体，遂“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模仿《诗经》的规模，选编了《唐诗三百首》。初时只是想为学童提供“家塾课本”，后因所选大多是唐诗传世佳作，并且选诗数量适中，故得以广泛流行，甚至达到“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的程度。

  而词的发展，专家学者基本将起源定在隋朝末年到唐朝初年，然后是敦煌曲子词传入，到唐朝中期开始填词，多为小令，到晚唐五代花间词兴起，温庭筠、韦庄的婉约的小令词风，影响着北宋初年的创作，晏殊、欧阳修借承袭花间词风，后柳永将小令改为长调慢词，苏轼也开始了豪放词的创作。词坛开始了百花齐放的面貌。秦观、周邦彦承袭婉约派，到北宋末期更加注重声律。而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辛派词人创作更加雄浑，多豪迈之气。以姜夔、吴文英、张炎为代表的姜张词派，则是词风高雅、重声律，多用典，推进了文人词像雅化的发展。词至元、明两代走向衰落，而清代稍有复兴的现象。因为词不同于诗的原因是词具有音乐性，宋末元初词谱毁于战乱后，词多趋向于文学化。也就是从此词“失声”于后代。

 《宋词三百首》是由晚清四大家之一的彊村老人朱祖谋编写的，朱祖谋（1857—1931）原名朱孝臧，字藿生，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因病假归作上海寓公。工倚声，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著作丰富。卒年七十五。著有《彊村词》。朱祖谋早岁工诗，风格近孟郊、黄庭坚，陈衍称其为词之梦窗（吴文英）。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鹏运在京师立词社，邀其入社， 方专力于词。所受王鹏运影响甚多。他将自己生平所学抱负，尽纳词中，颇有关系时事之作和对维新派的同情，感慨光绪帝珍妃的遭遇，抒发壮怀零落、国土沦丧之感，悲惋沉郁。晚年虽词境更趋高简浑成，内容除偶及军阀混战情事外，多为遗老孤独索寞情怀之作。他的词取径吴文英，上窥周邦彦，旁及宋词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见，勘探孤造，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讲究声律，有“律博士”之称。所以被时人尊为“宗匠”，乃至被视为唐宋到近代数百年来万千词家的“殿军”。王国维称其为“学人之词”的“极则”（《人间词话》）。朱祖谋在编写《宋词三百首》，吴文英选词最多，且吴文英是当时南宋词坛备受争议的人物，与当时权臣贾似道友善，南宋末年对吴文英的评价很低，而吴文英在清代备受推崇，朱祖谋早年受常州词派，皆推崇吴词，清代纪昀在编纂的《四库全书》中更是称吴文英为“词中李商隐”。这样吴词在当时清代中晚期更加盛行。在词的创作上，吴文英承继周邦彦，重视格律，重视声情，讲究修辞，善于用典。手法精妙，但有时晦涩难懂，南宋最后一位大词人张炎，更是批评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梦窗词有雕琢太过、词意晦涩以及格调不高的缺点，但是对后来影响很大。
总结起来：
（1）我们学习诗词的过程，一般最早接触诗，一些朗朗上口的诗，然后通过学习一定量的诗以后，才逐渐接触词。且词多用典，取法于诗、文。所以从人与诗的接触上看要远比词更广泛。
（2）宋词三百首中北宋柳永、苏轼、周邦彦和南宋以姜夔、吴文英、张炎为代表的姜、张词派，还是以辛弃疾为首的辛派，对于不是专业搞文学的人来说，很难搞懂，作品数量较多，而且用典颇多，现在很难理解。词相较于诗来说要理解相对困难。
（3）唐诗选本之初考虑到了选本的传承与学习，而宋词选本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词坛文化影响下编著的，所以影响对民国、现代来说，已经很小了，现代教育中宋词三百首选词进入教材的比例远没有唐诗三百首的多，所以《宋词三百首》在文学中的影响力相比《唐诗三百首》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