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听罗振宇的罗辑思维，把其中觉得有意思的点和大家分享。
今天想聊的是2016年10月20日播出的《弱者的逻辑》。可以在优酷上搜索视频，或者在喜马拉雅FM上收听音频，还可以在“罗友之家”上搜索文字版。
这一期罗胖向我们讲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很多观点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并不能保证三观正确。这里不过是对心中泛起火花的内容做一个自己的解读。
之所以挑这个话题来说，是因为对于基于中学历史课本构建三观的我们来说，确实有很多新的信息刷新了认知，值得思考。
一直以来，我们被教育的是鸦片战争让我们看到了处于封建王朝末端的腐朽的清政府风雨飘摇，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西方殖民者的野蛮狡诈。简而言之，“落后就要挨打”。
然而罗胖的角度不一样：
1.英国人就是想要暴揍清政府吗？
不是，看结果即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英双方签署了《北京条约》。随后英法撤军，随后中英两国之间保持了40年的和平。
再值得一提的是“火烧圆明园”。我们都知道圆明园是清政府的皇家园林，也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人花园。所以英国人之所以在宫殿林立的京城中选择烧掉圆明园，只是因为圆明园太美吗？我想英国人想表达的应该并不是对国家政权的觊觎。这是不是与我们想象的殖民者的嘴脸略有不同？
2.清政府真的如同想象的那样无所作为吗？
不是。道光皇帝当年签订《南京条约》时在奏折上就批：“览奏愤恨之极，小屈之后必有大伸”。哪怕被教科书点名批评的“六不总督”叶名琛也是年少好学，年纪轻轻就当上两广总督的有为之士。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下至巡抚上至皇帝的表现，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深具政治智慧的。具体可以听罗胖的具体解读，就不做展开了。
那么，英国人也好、清政府也好，他们的心路历程究竟是怎样的？
因为长期泡TY的良好习惯，在特别是在赵小姐事件之后，我总结了一个简单粗暴的东西方世界观。概括来就是“西方--资本主导政府；东方--政府指导资本”的认知模型。大家听过即可，不要抨击我：D。
基于这个模型，结合罗胖提供的史实，对于这一时期的众生态，我想扔出来的结论是：两次鸦片战争其实是基于东西方不同思维模式的擦枪走火而产生的战争。
至于能不能避免，且不好说，但绝不是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
第一个不同的思维，是两方对地位的认知。
在英国人的心理，首先对中国的印象是一个物产富饶同时古老神秘的泱泱大国。不远万里来这里，驱动力更多的我认为是商人的实用主义精神，简单来说我是来投资搬厂，挣你丫的钱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建立起“平等合作”的贸易关系。
所以《南京条约》的第一条写到：大清国大皇帝和英国君主从此永存太平，而且双方国家的人民在对方国家，要享有叫人身和财产完全的安全和保护。在英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平等条约”。
而在中国呢？作为长期以来东方世界之主，清政府不会因为输了几场战争，就像见到黑船的日本人那边跪舔的劲儿。在中国大皇帝的心中，这顶多是个来自外域的麻烦。全然不值得坐下来慢慢谈。
《南京条约》的文本中，中国人更在乎的是割地、赔款，既丢面子又伤银子。至于随后英国人在广州的小打小闹，当地政府采取的是安抚和许诺，两广总督给圣上的奏折写到英国人已经很恭顺了。关于这一点罗胖在节目中将三方比作为公司领导、保安和门口的小痞子还是比较形象的。
在这种对他我的认识基础下，我们再来看双方思考的动机。
在我的理解中，至少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当懵逼的——洋人究竟要干嘛？因为自古以来，咱就没遇着这样的事儿呀。
以史为鉴，然而在历史上能对政权产生威胁的，无非是周围的游牧民族。要么像匈奴那样，冬天到了，抢点粮吧。要么就像成吉思汗或者清王朝自己的老祖宗那样，抢夺政权。
于是对英国人的心思，可就怎么也猜不透了。船来了，仗打了，洋人他不像洪秀全，没有要跟我抢地盘，就是要跟我谈。从《虎门条约》开始，洋人反复说，我们就可以做生意了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生意？为什么要开这么多口岸做生意？为什么我还要让你进城做生意？……%￥&*@！
在清政府完全一头雾水的被暴揍的同时，资本指挥下的英国人心中也是OMG的。从广州一路打到天津，广州攻破了啊...那就破了吧。英国人始终没有触到清政府的底线，那就是类似天平天国的政权诉求。所以一路上压根就没有人搭理洋人。
而英国的诉求是什么，是请认真看我的嘴型——我要跟你做生意（我TMD想挣你家的钱啊）！
有人说中国近代的悲剧是“船大难掉头”，应该说最难掉的是过时的三观，所以睁眼看世界很重要啊。
最后一个认知的不同，我认为是导致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对契约精神的认识。
直到现在，可以说中国人都是相对缺乏契约精神的。为什么？因为契约本身就不是农耕民族的土壤上会自然生长出的花朵呀。
尤其是在长期沉浸在以自己为主导的世界规则中的清政府，突然面对这样一群搞不清动机，却又船坚炮利的红毛们，更是不可能会老实走契约着一套，按照咸丰皇帝的说法：“自古要盟不信，此权宜之计”。
条约虽然签了，欠款我们也不赖，可是对于其他比较概念性的内容，洋人们能玩的过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官场套路吗？
1858年，在满清老臣桂良主持签订了《天津条约》。签完了洋人开开心心的开着船回国盖章，这边桂良立刻就向咸丰帝上了一封奏折，说这个条约其实什么都不算，是老臣我为国分忧，万一将来英法要找回来，非要进北京，您就拿我治罪，就说我糊涂了，我办的错事，您什么都不知道。
...您说，这要被洋人知道了，能不打起来吗？
说到这里，有些人会说，当时的清政府确实应该学学日本。我不同意，因为以上提到的3个认知差异，基本不存在于日本人和洋人之间。
首先，在黑船来航之前日本人已经当了多少年小弟啦！看到了美国的军舰，心理知道了，哦，又来了个牛逼的主子。所以学习老大的姿态，几乎是自发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不需要弄清楚洋人是来干嘛的，不管是威胁政权还是威胁经济，实力悬殊太大，都不值得蛮干。恐惧之下，自然生发了“契约”的精神嘛。
历史课本上说清政府昏庸无能，但正如罗胖提供的史实来看，每一个都是人精。他们的行为无法被洋人理解，甚至激怒洋人，都是出于错误的力量估计及动机认知造成的，而因此产生的“失信”行为直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这般的思维模式，某种意义上，在当时的全球环境下，也是必然吧。绝对不可以随便上升到民族或者人种的角度上。
我不同意罗胖取的标题，这不是弱者的逻辑，这是时代的逻辑。
一家之言，博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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