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广角的大景深——读《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在读者眼中，一部理想的通史，大约该是脉络严谨清晰，内涵丰富有趣，观点精准到位，行文简练优美，读来欲罢不能的。这话说来简单，实则能遇到一部让人爱不释手的通史，甚为难得。虽时序清楚、包罗万象，但事无巨细、平铺直述，那是流水账；虽妙笔生花、新见迭出，但考据不足、史料薄弱，那是空吆喝。

对于史学家而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是司马迁一人的泣血之言，也是这一群体普遍的毕生所求。这需要耐得住寂寞于故纸堆中孜孜苦读，需要打得开视野于岁月长河中勤勉探索，需怀拳拳赤子心于冰冷过去中悲悯得失。万古江河，奔腾不息，"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许倬云先生此书，可以说是读者眼中理想的通史著作，也实现了史学家毕生治学的一种追求。它像是一幅精致耐看的历史画卷：广角之下，恢弘博大的全景尽收眼底；临近端详，每个细节都栩栩如生；最妙之处在于，出众的大景深效果，这借用了时下流行的摄影术语，即由远及近，让景物缓缓清晰呈现。

历史广角的大景深——读《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加上序言和后言，全书约35万字。正文部分仅分八章，却清晰准确地高度概括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与变迁的几个阶段。每一章按照"总—分—对比"的结构展开为七到十节不等。首节凝练总括某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后，其他各节囊括了该阶段在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科技、生活等各方面的独特表现，并以画龙点睛之笔——与同时期世界上不得不提的其他地区相对比——做结。

历史广角的大景深——读《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许倬云教授将"古代以前"作为第一阶段，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史前"，但许教授的破题让人耳目一新，并有神奇的代入感，即"在‘中国’这个观念还未形成前"。此章以考古学发现和成果为基础，从文化视角下的自然地理说开去，为后续章节中国历史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奠定基调，埋下伏笔。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史上的地理，各个地区"自成格局，各有创新，也有交流"，因此不论是蒙古牧区、东北山林、西北高原，还是北方黄河、南方长江、黄土地区、西南盆地，各地都既有"地方性特色"，"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

黄土地上的居民，靠天吃饭，艰苦求生，他们吃苦耐劳、安土重迁，故而"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安分守命的儒家"；长江流域则湖泊河流纵横，滋养出肥沃土地，这里的居民丰衣足食，生活轻松，也乐于变动，故而南方孕育的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文化。或柔美多情，或豪情万丈，似乎风格迥异、各自独立，甚至有些格格不入，却能在"诸音杂陈"后，"交织成为一个最复杂、最丰富的交响乐"。或许，正是这独特的个性彰显而又和谐共生，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与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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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远去，青铜时代到来。许教授笔下的第二阶段，"中国文化的黎明"，论述了"由商到周，华夏文明体系逐渐成形"的过程。通过安阳殷墟和甲骨卜辞，商王国的历史文化，逐步立体可感起来，它从"新石器时代古国‘万邦’之中脱颖而出，商文化成为中国地区的文化核心"。

公元前11世纪，兴起于陕西的周国，取商而代之。许教授指出，这"并不只是后世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周人尊崇天命之说，谴商失德，并谕诫后人，《诗经·大雅·荡》有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周人以夏商周为"三代"的历史观念，亦逐渐明朗并理想化。到了西周覆灭、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三代"已成为几近美好的过去，却遥不可及，只可怀古而悲今，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就对"三代"持歌颂和怀念的态度。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发人深思的命题。对应到此章节，便是影响中国后世两千多年的孔子学说和诸子百家，许教授指出，中国思想体系的核心由此成形。

值得注意的是，许教授认可"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型思想的核心"，但强调孔子学说并非只是从孔子时代开始，而应是从商到周思想传承、积淀、总结、升华的过程。这种观念对于我们读懂历史很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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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阶段分别是"中国的中国"和"东亚的中国"，大致对应秦汉和隋唐。许教授在这两章末节，分别将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作比较，"帝国"二字确是最佳的总结。

所谓"中国的中国"，是由商周时期"中原的中国"延伸而来。秦汉建立了"天下国家"体制，即许教授所说"普世国家体制"，大一统遂延续两千多年。在这一阶段，农业转向精耕细作，道路网、市场网初步建立，文化体系实现整合，北方游牧文化开始与中国文化接触，未开化的"蛮夷"南方得到开发，佛教经由丝路传入，本土道教诞生并发展，此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儒、道、佛三家互相激荡，互相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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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中国"，从字面上即可看出，中国文化开始向外辐射，"形成东亚各族群共同参与的中华文化圈"。秦汉统治崩溃后，三国鼎立，五胡乱华，风雨飘摇致使人口锐减，胡汉相爱相杀渐趋融合。到了盛唐，羁縻州府几乎遍及北边和西边，胡人首领几乎无不接受封号，朝鲜半岛和日本被纳入唐代册封体制圈内，实力较强的吐蕃和南诏，分别与唐朝建立了姻亲和商贸联系。

正如许教授所说，"隋唐的中国是一个庞大国际网络的核心部分"，"内敛的中国"经过中古时期前半段在文化和经济上的积累后，"在中古后半段，中国是开张的，遂成为东亚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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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第五阶段——"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后，中国的发展变得曲折起来。唐末大乱后，后世的宋人失去了昔日帝国的辉煌与雄霸，不再是东亚世界的中心。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分别建立了辽、金、元。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权屡战屡败，直至偏安江南。

宋代在政治上节节失利，在生产和技术方面却大放异彩。瓷器生产进步迅速，重心南移；冶铁工业发展迅猛，据《宋会要》记载推算，钢铁年产量可达十五万吨；茶叶产量远胜于前，饮茶成为平民百姓可享受的生活方式。

此外，海上丝路兴起，贸易往来频繁，中国的丝帛、瓷器、纸张、金属制品等外销世界各地。中国被纳入"亚洲整体性的经济网络"，并"居于商品的供应者地位"，"经由中国为中心，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正在趋于整合为整体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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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七章分别是"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上篇和下篇。中国在这一阶段开始僵化自闭，逐渐落后于时代潮流。许教授在这两章末节，分别将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清代中国与当时的欧洲作比较，可谓天差地别。

许教授笔下的明代中国，"广土众民，资源之丰，蓄积之厚，为当世大国之中数一数二"，但却因明朝政府持"守势内敛的心态"，"不能与汉唐泱泱大国之风相提并论"，究其原因，乃是"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了元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

因此，即便疆域大于宋代，许多新的粮食作物引进，人口大幅增加，造船能力空前，工业技艺发达，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明朝政府还是很遗憾地错失良机，他们并未察觉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不合时宜地实施海禁、八股取士，对外禁绝商贸文化交流，对内扼杀思想的碰撞激荡。

许教授进一步探究明代中国僵化的病根，并归结其于两点：一是百年前的南宋文化已开始内敛，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南宋理学，讲求先向内寻找"内圣"，再向"外王"延伸，但儒生无法取得足够的政治权力，"外王"难以企及，只余"向内寄托于心性"的"内圣"，王阳明的心学盛极一时。

二是蒙古武力征服南宋，抹杀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明太祖驱逐元廷，却继承了元朝政权的专制集权，以至于"高压的君权窒息了寻求调适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与社会只有在不变中一步一步走向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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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清朝未能阻止中国文化体系的僵化或挽救中华帝国的颓势。一方面，满清贵族竭力与蒙古各部、西藏喇嘛修好，实现了满蒙藏地区"以藏传佛教为精神纽带，以婚姻为亲缘纽带，以盟会朝觐为仪式，以朝贡赏赐为交换"，不断强化"清朝为满、蒙、藏共主的地位"。

另一方面，清朝广泛实行满汉双轨制。在政府结构里，中央的六部、九卿有满、汉两班官员共事，地方的封疆大吏则基本由满人担任，直至清末因形势所迫，"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人官员始得内任宰辅，外任封疆"。在国土划分中，"山海关内十八行省是汉人的地区"，"关外乃是满人故乡，号为‘龙兴之地’"，不对汉人开放。

"在中国陷于外族统治时，夷夏之辨，当然是学者士大夫关心的严重主题"。清初的汉人思想家王夫之一生不肯承认清朝政权；明亡之时抗清失败的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却始终以遗民自居；顾炎武的好友黄宗羲同样为抗清做过努力，他深切反省中国文化和政治得失，怀有亡国之哀，却在晚年接受清廷优礼。

也许在此种社会环境之下，百家争鸣的大学术被窒息，音韵、训诂、校勘等小考据得以兴起。"乾嘉考证之学，盛极一时，可说是清代学术成就的巅峰。"此外，民间"趋向娱乐的"通俗文化，"发展至清代，声势更为浩大，而且波澜壮阔，波及小说与绘画，终于蔚成中国民间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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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名为"百年蹒跚"，最近的一百年，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一百年。从内忧外患、丧权辱国、维新变法失败的晚清，到革命未成、军阀割据、国族意识觉醒的民国，经济、科技、教育、思想、社会、文化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由于近期在听《南渡北归》，对许教授笔下教育方面的论述颇感认同。

中国自古重人文、轻科学，直到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紧闭的国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语学校、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才开始兴起。李鸿章颇具远见，主张将"推算、格致及制器之学"，即数学、天文和物理等学科纳入教学范畴，但苦于大学士倭仁等众人反对，未能实现。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由西方移植而来的新学制落地生根，现代教育突飞猛进。"当时全国各处，大学、高等学校及各种工商法政医科等专科学校纷纷涌现"，"新制的高等教育已与中国传统的旧学失去关系"，"中小学的课程都是为了升学而设"。到了抗战前夕，大学在校生已达十余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许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短时间内即取得巨大飞跃，但由于教学方式、思想体系、课本内容等均照搬西方，如此训练出的高材生，在中国内地的农村无用武之地，甚至产生出巨大的疏离感。故乡，缺乏人才去建设；人才，却只能选择发达的他乡谋生存。

而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中秀才的仍在原来乡村，举人大多还在家乡县城，出仕的官员退休离后，不仅回到本籍，大多还回到老家"，诸如曾国藩一类的地区精英，作为家乡的领导者，往往"在本籍一呼百应，彼此声息相通"，这就不难理解曾如何凭一己之力，组建起战力不容小觑的湘军了。

可以看到，彼时建立起的现代教育体制，为山河破碎、硝烟弥漫的中国培养出人文和科学领域的本土精英，为崛起和复兴留下希望的火种。并且，近代教育导致知识分子与故乡本土疏离的现象，在波兰、俄国、印度等都曾出现，中国并非个例。但中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断裂，却是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许教授援引黄仁宇的观点——"国民政府为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结构"，并指出近代教育建设是其主要力量，"1949年后则建立了以农村为基础的下层结构"，当两层结构整合，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才能重新融合。而这，也就是历史赋予中共的使命之一了。

历史广角的大景深——读《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后记：

毕业后，没有好好写过读后感，甚感惭愧与不安。遇一好书，本想趁假期一千字内畅谈感悟，没想到夜渐深，近三千字还没能收尾，只好暂搁，留待第二天下班后静心完工。我推崇的史学家，要有理性严谨的治学和真挚饱满的情感，这两点在《万古江河》中都有体现。

许先生师从民国时一批大师，后赴美留学，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他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清晰冷峻的思考，观点发人深省，字里行间又难掩对中国璀璨成就的赞美，对曲折多舛命途的叹惋，对灾难后重生的信心。他注重将中国历史文化融入世界，培养读者的世界眼光，独具特色的"总—分—对比"结构中，将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对比，可以说是本书的最大亮点。

正如许先生所说，万古江河，昼夜不止，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他深爱着这片土地，胸怀着更大的世界，这或许十分契合今日中国之风骨和追求。

2018年5月1日 初稿于北京

2018年5月2日 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