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北宋文人张商英的巴蜀性格

浅谈北宋文人张商英的巴蜀性格

张商英 ( 1043 -1121) , 字天觉, 北宋蜀州新津 ( 今属四川成都新津县) 人, 历经神宗 、 哲宗、 徽宗三朝, 徽宗时两度为相, 著有 《护法论》 等著述, 体现了他儒释道三教 “鼎足之不可缺一” 的思想。站在科学的历史观上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站在一个人的思想上来说，个人的思想与其所处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在张商英的思想背后不得不探讨的是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作为巴蜀文化组成的一份子，他的思想是怎样潜移默化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的。

巴蜀地貌复杂，既有条件艰苦的高原大山，亦有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区。地理环境铸就群体性格，处在高山大川的巴人尚勇，而处在平原之地的蜀人善谋。张商英作为成都平原的蜀人，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了开朗乐观，风趣幽默，宽容大方；吃苦耐劳，百折不挠；调和折中，顾全大局等优点。在张商英和苏轼一类巴蜀文人的往来这种也可以窥见其典型的巴蜀文化基因。

从张商英居住的地方来看，成都新津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宗教的影子，同时也体现着儒释道三教自唐宋以来的互补趋势，这三种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津人的文化心理。

在新津当地有代表道教的老君山与老子庙。据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天社山，在县南三里，在成都南百里。北枕大江，南接连岭，每益土有难，人多依焉。”又据宋《方舆胜览》载：“天社山一名稠粳山，为老子隐居之所。”老君山展现了新津历史上丰富的道教文化色彩。在新津人的习俗中，登老君山、烧香拜老君、抽签测吉凶这一类看似迷信不符合科学的文化，实际上是新津人对道教文化的尊重和心理溯源的体现。显然道家文化在当时就以修身养性，以“道”为宇宙本源的世界观在张商英所处的社会环境发挥着巨大作用。张商英自通川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宦海几经沉浮，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忧国而不惜官”的风度，这与道家影响下潇洒乐观的人生态度息息相关。

随着历史的演进和交通的改善，尤其是被动或主动的人口迁徙，如秦汉移民、湖广填四川等，为巴蜀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结合体。巴蜀文化的形成特征赋予了其“兼收并蓄”和“博采众长”的文化特质。新津自北周定名，相袭至今，已有1450年历史，为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是四川省经济技术向西南辐射的必经之地，处在这样的交通枢纽，那么对于文化的交流自然是比较宽容。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人，张商英对于佛家思想由鄙夷盲目排斥到接受和弘扬的过程，常常也体现出巴蜀文化基因里面宽容的成分。

在张商英和苏轼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常常作文章调侃和赞扬张商英性格态度。如《次韵孔常父送张天觉河东提刑》中，苏轼以“脱帽风流余长史”之句，借唐代书法家张旭酒后“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狂放不羁的醉态来与张商英开玩笑。“埋轮家世本留侯”则以汉代张纲埋车轮于洛阳都亭，弹劾掌权的大将军梁冀的典故对张商英敢于直言的个性予以赞扬。等等交往事迹等能看出，张商英和同样作为巴蜀文人的苏轼身上幽默风趣，宽容大方的巴蜀性格特征。

而值得一提的是，张商英由于对佛学思想研究较为升入，在他的身上还体现着一部分巴蜀人性格中，淡泊名利的品质。巴蜀之地，距离国都较为遥远，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受到的政治约束力较小，而生在“天府之国”的乐土，享乐主义和知足常乐的性格常常减轻巴蜀文人的功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