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日的黄昏，雾霭般的夜色早早地爬上了村子的上空，如同魔鬼般啃噬着村子里高高低低的房子。树影轻轻摇晃，死寂一般的大地在冷风中透着一股噬人的寒气。

每天这个时候，秀兰都会去池塘边的地里打猪草，冬娃就提个竹篮子跟在身后。他要去地里摘菜，这个季节，菜地里只长着白萝卜、大白菜和青菜头。虽然才六岁，他每天都要帮着秀兰干活，摘菜洗菜、淘米洗碗、喂鸡赶鸭，都是他的活儿。

村里的其他女人也都在房前屋后忙活着，打猪草的、浇菜地的、担柴的、牵羊的、赶鸭的，都有。不一会儿，各家烟囱里就争先恐后地窜出一缕缕炊烟。它们打着旋儿，钻进夜色里，没了踪影，只留下一丝柴火的气息。

饭桌上，总是只有秀兰和冬娃，一人一碗红薯稀饭，配一盘素菜和一碟咸菜。

这天，夜色来得更早些。午饭过后，就下起了小雨，滴落在瓦片上、院墙上、菜叶上、手背上，钻进村子的每个角落，激起刺骨的冷。

朱阿嫂戴着顶草帽，背上一大背猪草，往家走去，迎面碰上撵鸭子的刘七姐，“没见秀兰呢！”

刘七姐上前一大步，凑到她的眼皮跟前，把声音压得喉咙里，“你还没听说？”

朱阿嫂摇摇头，神色变得凝重。

“刚听我男人说，她家伟子在工地上死了，被卷进了混凝土搅拌机。工地老板先前打电话来了。”

晚饭过后，天完全黑尽了，就像罩上了一块厚重而又巨大的黑色幕布。朱阿嫂打着手电筒往秀兰家走去。

秀兰家在虚弃多年的化肥代销点背后的斜坡上，门口是条泥巴小路，一遇下雨，出门就有些艰难。雨要是刚下不久呢，路面就像泥鳅一样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一屁股跌倒在地；要是下久了，那路面又像过中秋才能吃上的麻糖，黏得人迈不开腿，常常是脚早已腾空，鞋子还陷在泥里拔不出来。

七年前，就是在这里，秀兰挑着满满一担包谷摔倒在地，伤到了左脚脚踝，歇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当年，秀兰五十八岁，同村的长贵刚搬来不久。

秀兰家的房子又破又矮，是村里唯一的泥巴房。这还是四十多年前，她嫁进李家后一把手一把手修起来的。当初嫁过来时，公婆只分了两间连雨都遮不了的茅草房给她和丈夫。

房子的外墙就像秀兰的衣裳，打满了大小不一的补丁，深一块，浅一块。灶房那一侧还裂开了个大口子，足以吞下秀兰的拳头。木门早已看不出颜色，也变形得厉害，轻轻一推，尖利的“吱嘎”声像是要刺穿开门人的心脏，就像村里老人僵硬的胳膊腿儿。

整个屋子，只有两个巴掌大的木格子窗，遇上阴雨天，屋里就黑成一片，沉闷又压抑，就像平日里的秀兰。

朱阿嫂走进秀兰家的院坝，里屋的光攀着门缝偷偷溜了出来，细雨在微光中悄无声息地闪动着。四周安静得可怕，没有丁点儿声响。

“秀兰，你在屋头没有？”

冬娃向里拉开了半扇木门，手里捏着啃了一半的馒头，“奶奶去睡了，叫我不要吵她。”

朱阿嫂猛地挤开冬娃，蹭进里屋。秀兰仰面躺在床上，手臂垂在身子两侧，面无表情，双眼紧闭，嘴巴微微张开，双唇发青，脸色白得可怕。她薄得像一张纸，满脸如深沟般的褶子和一头灰白的头发彻底背叛了她的年龄。

她哪儿像才六十多岁啊，简直跟隔壁年过八十的刘老太一个样，朱阿嫂鼻头一酸。

很快，急促而又尖利的嘈杂打破了泥巴房的寂静，回荡在整个村子的上空。朱阿嫂叫来丈夫和刘老太家的两个儿子，着急忙慌地把秀兰抬出家门，往镇上的卫生院送去。

半空中的雨更加绵密，冬娃听见雨滴落在瓦片上，突然想起了妈妈离开的那个早晨。他坐在竹凳上，呆呆地望着门前那条被夜色吞没的泥巴小路，几滴冰冷的眼泪滴落在大黄狗的鼻尖上，它正趴在他的脚背上，一动不动。

二

朱阿嫂和秀兰坐在屋檐下，雨还在下个不停，就像小脚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没完没了。雨雾袅袅，秀兰家本就矮小的房子显得越发小了。

冬娃从屋里走出来，“奶奶，还有盆吗？床头也漏雨了。”

秀兰望向冬娃，顿了顿，指着狗窝旁边的一把黑瓢，“拿狗瓢去。”

朱阿嫂叹了口气，“你就当为冬娃，不然，他怎么活？”

秀兰没有说话，泪水沉默着从眼角滑落，顺着风蚀般的褶子，溜进松松垮垮的脖子。

“冬娃他妈知道吗？”朱阿嫂问。

“联系不上。”

“这女人心太狠了！”每次一提起冬娃他妈，朱阿嫂都忍不住骂上两句。

冬娃刚满3岁，她就跟娘家同村一男人跑了，几年来没打过一个电话，也没给过一分钱。就是跑之前，她对冬娃也好不到哪儿去，整天黏在麻将桌上。村里人常背后说她连后妈都不如。

去年，她回来了一趟，催着伟子把离婚证扯了就又走了。当时，她的肚子已经大得像要爆炸一样。

伟子没什么文化，读书那会儿天天逃课，读完初中就没读了，也没什么本事，就靠着在镇上打点零工挣点生活费，手里从来没个余钱。

眼看着冬娃马上要上小学，花钱的地方多了起来，家里的房子也是破得非修不可，今年过完年，伟子就跟同村的去云南一个建筑土地做活去了。

朱阿嫂继续念叨着，“这老天爷啊，逮谁好欺负就欺负谁，完全不管人的死活！你看王六姐，前两年刚死了男人，如今又摊上儿子的一堆烂账。还有我娘家的四弟，去年打煤炭被压断了腰，下不了床，要人天天伺候，上个月屋里人又中风了。这日子真不知道咋过！”

说完，她把手里的帕子递给秀兰擦眼泪，那眼泪擦也擦不完。

“这个屋头留不住男人啊！”

“老李走了快四十年了，提他做啥，你就当他早死了。”朱阿嫂又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也只有你心善，他都不管你们娘俩，你还伺候他爹妈到死。换我，早把他们扔山上去了。”

朱阿嫂起身走进厨房，帮秀兰婆孙俩家弄点吃的。她拉开只剩半扇门的橱柜，除了一罐辣椒酱和一碟布满了盐斑的泡菜，什么也没有。但跟往常一样，厨房依然干净得看不出丝毫烟火的痕迹。

秀兰爱干净是出了名的，村里没人不知道。除了下地干活儿，她把所有力气都用在收拾屋子上，用了十多年的铁锅被她擦得发亮，泥巴地被她扫得不见一粒灰，就连猪圈，她每天早晚都要去扫一遍。

娘家大哥还因此闹了个笑话。当时，大哥来帮秀兰打谷子，抄起晾在竹竿上一张白净的帕子就往脸上擦，不想却是抹布。于是，连村里的三岁小孩都知道，秀兰家的抹布比别人家的洗脸布还要干净。

朱阿嫂回家端来一盘蛋炒饭。冬娃捧着比脸还大的饭碗，闷头往肚子里刨。雨下得更大了，雨水滴落在瓦片上，顺着瓦槽，沿着屋檐连成一条线，啪嗒啪嗒掉落在地上，就像秀兰脸上的泪水。

三

秀兰差不多已经忘记老李的样子了，伟子更是对老李没有任何印象。老李只在伟子出生后的第一年春节回来过，从此再没有音信。

老李读了几年书，写得一手好字，长得白净，说话也文气。村里人开他玩笑，说他投错了胎，要不然该是个做学问的。而秀兰呢，大字不识几个，长得牛高马大，皮肤焦黄，干活儿倒是利索，吃得苦，又肯干。当初，老李家就是看上了秀兰这一点，可老李却没有看上。

成婚后，老李在家待了个把月，就跟着村里人去了广州，此后就只回来过一次，就是伟子出生后那年的春节。他从不写信回家，头两年，他还每隔两三个月寄点钱回家，再后来，连钱也不寄了。

伟子五岁那年的立秋，秀兰晕倒在池塘边上。那天，火辣辣的太阳耀武扬威地挂在赤裸裸的天空，灼得人生疼。从地里回来的朱阿嫂两口子正巧路过，连忙把秀兰抬进屋子，灌了几滴“十滴水”，秀兰才醒了过来。

“找着你男人了？”朱阿嫂问。

半个月前，秀兰一个人挤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她要去找老李。秀兰突然把头埋进枕头里，身子剧烈地颤抖着，“他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哭声震天响，震得泥巴房也跟着颤抖。

一旁的朱阿嫂也红了眼眶。“娃都有了......是个女娃......都会跑了。”秀兰哭得喘不过气来。那泣着血的哭声，绕过房梁，钻过瓦片，穿过山林，又滴落在秀兰的心尖上。

赶来看热闹的村妇们，你一言，我一语，就像夜深露重时稻田里的蛙。有的骂，“老李太不是个东西。秀兰这么能干的女人，上哪儿找去？连亲生儿子都不管！”有的说风凉话，“我早说老李有二心，还真是。”还有个跟着一起哭，她家男人去年也跟人跑了。

朱阿嫂拍着秀兰的后背，“秀兰，你别这样啊，把自己哭坏了伟子可怎么办！要想以后！”

秀兰听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她只想哭，她要哭出如排山倒海般的泪水，把公婆的责骂、老李的背弃和满肚子的苦水统统淹没掉。

“妈妈......妈妈！”伟子跨过门槛，冲进屋子。他的裤腿挽到膝盖上面，脸上、脖子上、手上、腿上满是泥，肩膀上斜挂着摸鱼的竹笆篓。

秀兰猛地直起身子，几乎是一头跪着爬到了伟子跟前，搂着伟子哭喊得越发响亮，一旁的人听得心都揪成了一团。

太阳照进屋子，正好打在秀兰和伟子的脸上，在地面上洒落下点点光影。从此，这屋子里就只剩下秀兰和伟子的影子。

五十七岁那年，秀兰和长贵搭伙过起了日子。长贵比秀兰大个五六岁，是个补鞋匠，平时忙农活，遇上赶集就去镇上出摊儿补鞋子。他老婆上山砍柴被雷劈死了，儿女也在镇上安了家，便想着找个老伴儿，见秀兰勤快能干人缘又好，便找刘老太从中牵线。

一开始，秀兰并不愿意，怕人说闲话，后来见着长贵热心，常来帮忙干活，伟子也不反对，便应了下来。但她不愿意离开泥巴房，长贵就搬了进来。

去年，长贵又搬走了。他走的那天，秀兰一个人躺在镇上卫生院那昏暗又狭小的病房里。两个月前，秀兰查出得了宫颈癌，需要一大笔医药费，医不医得好还说不准。

长贵走后不久，秀兰回来了，瘦得像一道影子。整个人也缩成了一团，癌细胞敲断了她的骨头，啃断了她的筋。人人都道秀兰是活不长了。偏偏阎王爷嫌她该受的罪还没有受完，要留她在这世间继续煎熬。熬着熬着，她熬到了伟子回家来。

四

去云南接伟子回家的，是秀兰娘家的两个侄子。

到家的时候，夜色已漫过山林，向村子涌来。村里的人家都关门闭户，没有一丝光亮，倒衬得秀兰家的泥巴房透亮得晃眼。裹在噼噼啪啪的风雨声中的哀乐，穿破秀兰家的屋顶，变成一个巨大的风眼，罩住了整个村子。

雨依旧下个没完，像是要替已哭不出来的秀兰把满心的愁闷与凄苦都哭出来。风也呼啦呼啦刮得越发张狂，就像村巷里永不消散的闲言碎语，搅得村子乱七八糟，又像一把尖利的刀，一刀一刀割在秀兰的脸上、背上、手臂上、腿上，一寸都不放过。

那天，天刚蒙蒙亮，村里人就扛着各家的桌椅板凳来到秀兰家，也不等躺在床上滴水未进的秀兰招呼，由村长朱老七安排着，各忙各的去了。

梁家父子砍来两根小腿粗细的楠竹，锯成四根三米来长的竹桩，立在坝子的四个角，再用麻绳将秀兰家收油菜籽用的花胶布绑在竹桩顶上，暂时解决了下雨的问题。

乡厨陈三爷招呼着几个男人找来砖头，在坝子里垒了两口灶，架上了铁锅和蒸笼；朱老七带着两个儿子，骑上三轮车去了镇上，他要把葬礼上需要的吃的用的都买回来。女人们则负责擦洗桌椅，刷锅洗碗，淘菜切菜。

驼背的倪道士午饭后赶到，跟着一起来的是他的独子倪大，他盘算着将衣钵传给儿子。灵堂设在昏暗的堂屋里，本来就小的屋子这下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灵堂上摆着的伟子的照片，还是二十年前拍的。秀兰头两天找了好久，才在伟子的一个小本本里找了出来。照片上的伟子精神十足，头发刚刚剪过，还上了摩丝，没有一丝凌乱，穿件白色短袖衫，咧嘴笑着，挤出一双浅浅的酒窝。

秀兰想起来，那天是伟子二十二岁生日。头几天，村里的王六姐说起她娘家有个侄女，刚满了二十，有意替伟子说和说和。于是，秀兰催着伟子去镇上的相馆拍了那张照片，托王六姐给女方送去。后来，这事儿没成，女方嫌秀兰家太穷，便又把照片退了回来。捧着照片，秀兰一屁股坐在上，又哭了一通。最后，还是冬娃使出蛮劲儿把她拉了起来。

倪道士来到屋后的山林，手里拿着罗盘和黄历，还有写着伟子生辰八子的纸条。他要仔细为伟子找个离家近的好地方，这也是秀兰唯一的交待，“让伟子离我近点！”

到了半下午，陆续有人从一身风雨和泥泞中赶来，有秀兰娘家的，也有隔壁村的，人不算多。秀兰和伟子这孤儿寡母的，也没多少亲友往来。

“到了，到了！”倪道士由倪大和朱老七搀着，早早去村口候着，把伟子接回了家。

整个世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干活的停下了手里的活儿，闲聊的闭上了吧唧的嘴，隐隐啜泣的收起了眼泪，他们的目光都望向了秀兰娘家侄子怀里揣着的盒子上。

秀兰没有动，还是坐在屋门口的矮凳上，头斜靠在墙上，双眼泛白，像死鱼一般。冬娃站在她的身后，扯着她的领子，鼻子和两只小手冻得通红，眼里满是慌乱。

忽然，狂风大作，如海浪倒灌一般，把遮雨的花胶布猛地掀翻，拔地而起的竹桩砸在摆好的桌席上。积在花胶布上的雨水哗拉一声，如水坝决堤般直冲而下，冲毁了眼前的一切。

慌乱之中，夹杂着人们的窃窃私语，“伟子没死好，不甘心啊！”

五

天刚麻麻亮，棺材沉默而又笨重地朝屋后的山林挪动。雨总算停了，风也温柔了些。

相送的人不多，除了倪道士父子和八个抬棺人，就只有秀兰婆孙俩、她娘家侄子和朱阿嫂，还有那条老黄狗。娘家侄子走在最前面，他要替伟子开路，走几步，弯一下腰，走几步，又弯一下腰，手里的镰刀假模假样地挥向路边的野草。身后，冬娃拖着裹满泥浆的孝布，贴着地面的树影僵硬地走着，两条细腿儿像是绑了根木棍儿。他低着头，死盯着胸口前，生怕颠着了双手捧着的簸箕，簸箕里摆着一对忽闪忽闪的白蜡、三支冒着轻烟的香，还有伟子的灵牌。

秀兰跟在棺材后面，一旁的朱阿嫂伸手去搀她。她缓缓地举起手臂，推开了朱阿嫂。她右手拄着根枯树丫，一个人颤颤巍巍地走着，没有哭，她的喉咙和眼腺已被这寒冬和她一生的悲凉彻底封死了。

天稍稍亮了些，抬棺人将棺材吊进提前挖好的土坑，用铲子一铲一铲地将泥土抛向棺材。从此，这山林添了个还弥散着新鲜的泥土气息的坟包。伟子合着那天的薄雾、秀兰的血肉、冬娃的念想，一齐被埋葬了。

冬娃扯着秀兰的衣角，轻飘飘地走出山林，留下一高一矮两个身影给伟子。对面的山尖上，隐约透出一片灰黄的光亮，驱赶着张狂多日的阴霾。

“奶奶，死了就是再也不回来了吗？”冬娃抬眼望向秀兰。

秀兰没有答话，歇了片刻才又点点头。

“可为什么太阳落下去了又会再爬起来呢？”冬娃伸出右手食指，指向山尖，“你看，太阳很快就要出来了！”

秀兰顺着冬娃指着的方向望去，“是啊，太阳很快就要出来了！”

“奶奶，我饿！”

“回家吧，给你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