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耳聋诗

苏轼与秦观就苏轼耳聋一事互诗，天真如老苏，一语成谶如老苏？见《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

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

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

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

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

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

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

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

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

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

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四十四岁。这一年，他由徐州改知湖州，三月里动身，四月底到达，此诗即写于途中。到八月，他因讪谤罪下狱，也就是文学史上常提到的“乌台诗案”，这首诗作于“诗案”前夕。当时已是山雨欲来，可作者却并没有觉察到问题的严重，他依然沉湎于感情上的冲动，特别是在秦观这样的至交面前（太虚，秦观的号）。

早在1070年（宋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时，苏氏兄弟就卷入一场政治斗争中。先是苏辙评论新法，使神宗不悦，于是贬为陈州学宫。苏轼更加沉不住气，连写两个详细的奏章，纵论朝廷得失。这样，政争就进一步扩大。诗人自己也知道处境已难，就索性主动请求外调，神宗准许了他。诗人从此过着一种被猜忌的生涯，九年之中，换了四个地方，始而杭州，继而密州和徐州，后来是湖州。

外调之后，诗人更觉委屈，一种愤激情绪，往往在诗词中不择地表达出来。他的亲友为他耽心，在杭州时，表兄文同便在寄给他的诗中作了最直率的规戒，劝他“北客南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但是，诗人这段时间的作品，反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富，大多笔墨恣肆，隐寓讥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乌台诗案”发生。诗人在受到严重打击之前，依然把世途艰险、宦海风波看得太轻了。

1079年，诗人由徐州改知湖州，他接到朝命，便启程前往，路过松江，遇到秦观，诗酒流连。可能是诗人此时听力已减退，所以秦观写了一首诗和他开玩笑。这本是挚友间心灵上的默契，却激发了诗人的诗兴，于是次韵相和。

诗的开头先从孟郊《移居》诗说起，因为他自己也正在“移居”（由徐州到湖州）。移居显得如此清贫，于是他又很自然地联想起杜甫的“留得一钱看”这句自慰兼自嘲的话。下两句转入耳聋。杜甫的另两句诗：“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左耳聋。”若只从字面上寻找，对得上号的仅是耳聋，可是，他引这两句杜诗，是想从整个精神上合拍，只有这样，典才用活。“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这些，都是浓得化不开的牢骚块垒。

下面便是正面入题，用亦庄亦谐的口气发表议论。他说：一般人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那么战战兢兢，我才不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人家把蚂蚁之动看作牛斗，当成风雷，他听来不过是一声唉罢了。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听，“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患得患失之情，在他思想上已一扫而空，他已不必像古人那段“枕流洗耳”了。诗人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自从他离开朝廷之后，多年来忧谗畏讥，不见不闻，反倒觉得洁净。

接着，他又深一层抒发感慨说：“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坏。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一个人若是能浑浑沌沌就好了，一有知识，便有忧患，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知识愈多，必愈加敏感，这就更坏事了，纷纷扰扰，等于酒后生风，眼花缭乱，会惹下很多“口业”（口业，佛教语，指妄言、恶口、两舌、绮语。这里喻祸从口出）。这里，还同时提到“诗债”，很像是针对“乌台诗案”的谶语，但实际上诗人是不可能预知的。

再下面，他的感慨愈旋愈深，索性倾吐出内心的真情。他说：“君知五蕴皆是贼。”对事物的敏感于已有害，幸而他已耳聋，“人生一病今先差”，尽可不闻不问了。但是，他关注时政的心还在，一切不闻不问的努力还是会化为徒劳，所以“不见不闻还是碍”，诗人欲求超脱、终究不能超脱的心情至此和盘托出。

诗写到这里，意思已完全说清了。但为了让诗人自己和对方都轻松一下，他又强颜为笑，想用几句诙谐话遮盖住刚才所触及的衷曲。“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意思是：你心疑我是装聋，所以写出这样险怪的诗来作调侃，可是，你须明白，你这种过分的聪明，会使你自己受到上天的戏弄，成了“三耳秀才”哩。

这首诗，恰好总结了诗人在“乌台诗案”之前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情绪：他忧谗畏讥，却又过于“托大”，此时还是“我觉风雷真一噫”，到乌台诗案之时，只能“魂惊汤火命如鸡”（系于狱中所作）了。他经此打击，创巨痛深，所以在“诗案”以后，诗作的风格上以至手法上都有改变，由刘禹锡那样的喜好讽刺，转而为白居易式的旷达、陶渊明式的恬适——一句话，不再那么天真了。

天真，坦率，是诗人的本性，却又是他的苦难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