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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集中精力将卡夫卡主要的作品反复读了几遍。文字就像药物，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的功效，卡夫卡的文字，阅读时，像潜水潜到了深水区，给人一种窒息感，有胸闷的感觉。
这种窒息并不是作品中有什么恐怖情节，而是卡夫卡的作品都将现实以另一种更为夸张、露骨但又准确的方式呈现。主人公大多是善良单纯的，他们以自身的善良揣度社会和身边的人，而其所处的环境却荒诞又真实，这就使得卡夫卡的文字张力十足，这也正是卡夫卡作品的魅力所在。
当然这篇文章您可放心食用，不会造成任何不良生理反应。
如果要阅读20世纪西方文学，那《变形记》是绝逃不过的一个作品。故事大概讲述了一个上班族叫格里高尔，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甲虫，但其还保持着思考、理解、记忆等思想上的能力。格里高尔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在变成甲虫后，家庭的经济来源就落到了其它的家庭成员身上，格里高尔对此感到羞愧，但他的家人渐渐地流露出厌恶，最后甚至无法容忍他的存在，使其走向了灭亡。
卡夫卡通过对格里高尔的变形，以独特的视角和笔触，写出了当代人类心理、家庭关系、社会体制的变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冰冷的现实和人际关系的冷漠。文章看似描写格里高尔变形的事实，但实际上是借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始末，侧面描写现实中更真实的变形，这种变形被当代社会学家称为——“异化”。
个体的变形
《变形记》在开头就描述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场景：主人公格里高尔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个变化非常突然，没有丝毫的预告，作者也没有对这个变化做出什么交代，故事从此开始。
在变形之后格里高尔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慌张，而是开始抱怨起了工作和生活：
“天啊，”他想：“我选了个多么累人的职业啊！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生意上的烦人事比在家坐店多得多，还得忍受旅行带来的痛苦…… 交往的人经常变换，相交时间不长，感情无法深入。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
马克思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 变形就是格里高尔被生活异化的象征。无疑，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成为造成格里高尔异化的原因。格里高尔发现自己长出许多细得可怜的腿脚，逐步丧失沟通能力，变成了一只大得惊人的甲壳虫：“脊背坚硬，犹如铁甲”“肚子高高隆起，并被分成许多弧形硬片”，此后，格里高尔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改变口味、开始向往洞穴、以至于爬行自如。
这一切都在昭示着格里高尔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非人”，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头野兽，这与人类的本性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完全相反的。在其突如其来的变形过后，格里高尔并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现，反而为上班要迟到极为焦虑。当一个人已经完全对自我存在漠不关心，他从心理层面就已经产生了非人的异化。
而格里高尔在外形变形之前，早已经历了本质的异化。清晨他要赶凌晨五点的火车，但是现在已经六点一刻了，他想到了请病假，“那将会很尴尬，而且也显得可疑，因为格里高尔工作五年以来还没生过一次病”。为了偿还父亲欠老板的债，为了赡养父母抚育妹妹，他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低劣的伙食，没有朋友，起早贪黑，一切都为了将那些亮晃晃、圆滚滚的银币放在家人的面前，可以说他是成功的，他得到了银币，得到了家人的爱戴，他的外化的生命得到了表现。
但他的自我却在日渐萎缩，只剩下仅有的一项，那就是做木工活儿。而工作不是他自身的要求，只是对他本人的压迫和否定，在这种强制劳动中，他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他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受到摧残，他已沦为金钱的奴隶。
外形的异化使他一下子从家庭的支柱变成了全家人的累赘，他终日惶惶不安地度日，渴望被爱却又害怕被伤害。但其实，他早已被异化成了一台非人的只会赚取钞票的机器。他常年在外为一家人的生计忙碌奔波，家人们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的劳动果实，而他自己也把这份付出认为是理所当然，以至于在他变成甲虫之后，想到的还是恢复以前的平静，继续着他的“异形”生活。卡夫卡所写的格里高尔正是当时社会上许多人的真实写照，甲虫的内心世界也正是这些“异化人”的精神自画像。这种强制劳动对格里高尔来说是他“自身的丧失”，成为了资本的奴役者，因为劳动并非是自愿的。
我们设想下，如果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是他自身的愿望呢？他每天忙于工作，内心里也渴望休息，这种休息最好是被动的，让他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和自责的，这个念头一直被埋藏在其心里。我们把卡夫卡变形为“甲虫”的事件当做他逃避工作压迫的愿望的外化，他并没有变形为高等动物，而是变形为百无一用的甲虫，这就使得他顺理成章地失去工作。这表面上是格里高尔所极不愿意的，但却是他内心深处真实想法的写照。
“变形”也是他丧失自我、回归自我与自我异化的象征。在变形的早期，他不知道自己的下身是什么样子，不能灵活控制自己的四肢，甚至在父亲的攻击下他也“几乎已经忘记自己是可以随便上墙的”。这都是他在社会中丧失自我的写照。但是，这仅仅限于他变形的初期，在他熟悉了新躯体后，他在一定意义上回归了自我。文中描写道，当他从楼梯摔下并平稳落地时“便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身体的适意……他已经以为，最终摆脱一切苦难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
这种自我回归不但表现在生理上，还表现在心理上。刚刚变形的格里高尔还在担心自己发出的巨大的响声会引起家里的焦虑，可后来他不惜惊吓母亲爬到墙上保护画、不顾房客在场也要爬出房间聆听琴声。他这种完全遵循自我意愿的自私行为，超出自我回归，到达了人性的另一极端，即自私化、冷漠化的自我异化。并且“变形”也是格里高尔对家人的关心的渴望，是他吸引关注和关心的一种方式。在大家终于相信他生病了时，他的心中浮现出了一种诡异的欣慰：“人们总算相信他并不是完全没病，并准备帮助他了。采取这些初步措施时的那种信心和沉着令他感到欣慰。他觉得自己又被纳入到人类的圈子里。”
集体的变形
马克思在早期的异化论中谈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劳动之间产生异化，必然会导致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产生异化，而异化的劳动使劳动者本身与同类之间产生异化，而造成异化的对立者就是资本家。因此，造成格里高尔“异化”的另一个原因，正是冷漠的职场关系与亲情的疏离。
生活压力和金钱至上的理念导致职场关系的冷漠和人际关系的疏离。像格里高尔这样的普通劳动力，一旦在公司“出了最小的差错马上就会遭受最大的怀疑”。唯利是图的公司领导只关心员工为什么没有按时上班，为什么没有达到相应的工作量。职场人际关系靠金钱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导致职场关系越来越冷漠，人际关系因此产生“异化”。
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变形之前的格里高尔受家人尊敬和爱护，而变形之后，前来询问格里高尔为何没有准时上班的公司秘书主任被吓跑，母亲被吓晕，慌乱的父亲随手拿起手杖驱赶格里高尔，而还没有熟悉这个巨大躯体的格里高尔只能谦卑地恳求。从被尊敬、爱护到被厌恶、驱逐，格里高尔没有因此难过，反而计划起之后的生活，甚至带着羞愧钻到了狭窄的长沙发底下，告诉自己目前“必须镇定从事，要有耐心，要极端体贴家人，使他们比较容易忍受自己在目前的状况下不得已给他们造成的烦恼、难堪”。格里高尔的家人也计划着今后的生活，现有的积蓄不足以支撑他们日后的生活，除了患有哮喘的母亲外，年老的父亲和年幼的妹妹都需要去工作挣钱，这再次让格里高尔感到羞愧和伤心。
最初家人对格里高尔是尊敬的，母亲柔声细语，严厉的父亲也会嘘寒问暖，妹妹更是与他十分亲近，而当家人开始为谋生而劳碌奔忙时，丧失劳动力的格里高尔成为家人的负担，他巨大的甲虫躯体令人害怕和厌恶，格里高尔每次引起恐慌之后都会遭到父亲的责打，家人们也开始冷落他。直到最后，父亲和妹妹对格里高尔只剩冷漠与厌弃，就连曾经一直担忧儿子的母亲也开始冷眼相待。家人的漠视使格里高尔认清自己的处境，而他自己也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这种困境。在格里高尔的家庭中，金钱成为维系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围绕金钱产生的一系列矛盾成为打破和谐的关键，家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产生了“异化”。
家人虽然起初害怕，但他们仍能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亲人而非昆虫。直到生存环境变得艰难，每个人的心态发生了转变，他们与格里高尔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格里高尔因为一次次被家人伤害而变得消极，家人也开始厌恶格里高尔，甚至选择抛弃他。不难看出，这一系列的心理变化都源于现实生活压力，而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理念和人际关系的疏离。
面对与日俱增的生活压力，格里高尔的家人一面要工作挣钱，一面要应付新房客，他们不再打扫格里高尔的房间，仿佛已经忘记了他。就在某个晚上，妹妹的小提琴演奏感动了格里高尔，驱使他来到众人眼前。房客看到格里高尔后感到厌恶，决定退房并且不会付房租。此时的格里高尔成为家人的负担和厌恶的对象，格里高尔自认为与他最亲近的妹妹，却首先提出要设法把他弄走，因为辛苦工作的他们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生活的压力使家人忘记了眼前的甲虫就是格里高尔，他们的沉默已经给变形的格里高尔判了“死刑”。
卡夫卡曾谈到，人们被绳索连接，一旦某个人身上的绳索松了，那他就会悬在空中；如果绳子断了，那他就会跌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利益有着极大的欲望，血缘与亲情不再是连接家人的“绳索”，人们沦为金钱的奴隶，一旦失去赚取金钱的能力，就会被社会抛弃，家庭会因此产生裂痕。从父母对格里高尔变形前后的态度可以看出，维系这个普通家庭的是金钱而不是亲情。
文中格里高尔与妹妹葛蕾特关系在变形前后有一个调换。在变形之前，格里高尔在处理妹妹的事时的独断、强硬，一如在变形后妹妹对格里高尔的事务的特权感。这种特权感最初却是一种责任感的表达，之后却因为情感的异化而转变。
格里高尔对家庭，尤其是对妹妹的责任感，首先来源于真情，但家里人逐渐将格里高尔的复出认作是理所当然时，他就不再能通过无私付出而获得感激，又由于在异化劳动中丧失了自我，他的这种责任感便悄然变形，由一种出于服务他人的“责任”变为一种用于从外部获取存在感与价值的 “特权”。
同样，在妹妹照顾格里高尔的后期，格里高尔也感到她“带着一种在她身上完全是新的、压根儿就已经侵袭了全家的敏感，维护着自己的这个打扫格里高尔的房间的特权。”妹妹从一开始发自真心地细致照顾格里高尔，努力克服恐惧，到对格里高尔房间的污秽视而不见，对甲虫的恐怖形象习以为常，甚至不允许母亲越俎代庖打扫房间。最终，她通过使自己和他人相信“甲虫不是哥哥”这一事实，为自己抛弃甲虫的念头提供一个客观上的合理理由和主观上的自我交代。这正是她在异化后的冷漠和残存的人性的冲突下，下意识选择的一种自我欺骗和逃避。
总结二者的变化，这种“责任感”异化为“特权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环境的压迫，二是受恩者的冷漠。变形前，格里高尔在公司受压迫、在家庭外部被疏离。在这种孤寂压抑的环境下，格里高尔将“供养家人”变成他劳动的唯一目的。他表面上“兢兢业业”“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内心却时刻期盼着“摆脱这件苦差事”。由于他将自己劳动的意义完全附着在了家庭上，他的工作生活也因此异化。最终在他的家庭不再感恩戴德时，导致了他自我的异化。
文中作者如此描述格里高尔一家病态的相处理念：“应该把吞下并忍受厌恶、彻底忍受厌恶看做是家庭义务的准则。”在这种绝望的处境中，他通过异化自我，寻找“特权感”的方式维持着作为人的尊严和自信。
格里高尔的死亡，就像他的第一次变形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在格里高尔变形之前，他以为赚够了钱就可以辞掉工作，还清父母的债务，然后他就自由了。然而，变形之后，他才知道父亲并没有用格里高尔赚来的钱还债，而是把钱囤积起来，这使还债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格里高尔失去了生存环境，无法获得赖以生存的食物。对于格里高尔来说，摆脱异化的自由与异化社会中的生存成为新的矛盾点，因此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亡，换句话说就是停止在异化社会中生存。在主人公格里高尔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断绝了与异化社会的最后联系。
我想
工作成为了一种束缚， 办公室成为牢笼， 这种并非出自本意的劳动便会迫使人们变形。劳动关系的异化进而引起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异化，造成了世界与人不相容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对过剩的人口增多，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愈演愈烈。“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在生存压力下负重前行，为了不失去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谨小慎微，为了不被社会抛弃而拼命发挥自己的作用，可以说格里高尔的困境就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下每一个劳苦大众的困境。
而如今的社会一片繁杂纷乱，现代人处于一种水深火热之中，机器、金钱等等一系列因素开始腐蚀人的灵魂，人不再像过去一样简单，而成为社会中的某一个部件，仿佛没有了血肉，机器成为人性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已的原罪，每个人都成为背负着铁栅栏行走的人。战争硝烟四起，大量的人因为战争变得失去人性，失去家庭，人仿佛从天堂坠入地狱。卡夫卡虽然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但是独特的审查世界的视角让卡夫卡嗅到了战争肮脏的气息，看到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与无助。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当物欲盛行、精神孱弱萎靡时，就是生命遁入物质甲壳中的时刻。哈姆雷特说：“我们要认真地检讨过去，小心地防范未来。” 而那些宅在房间角落里、被囚禁在写字楼格子间中的人们，那些失语、焦虑、爬行在电子屏幕上、社交网页间、各种“群”间寻求安慰的人们，其实也不过是在寻找一个虚幻整合的“甲壳”。
现代人的世界，被压榨、被放逐、被剥夺，卡夫卡早早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并用自己独创性的艺术手法表现在作品中。他在那些极端夸张的情节里，塑造了被社会遗弃的“怪物”形象，凸显出社会对人一步一步地异化。在那些画圈似的悖谬追寻中，主人公被公共权力放逐到社会边缘，直至死亡。在似睡非睡的梦境中，人人都形单影只，在荒诞的社会中流浪。
那么谁能拯救现代人？不是上帝，而是人类自己，是贯穿卡夫卡作品中的行动哲学，是卡夫卡对现代人的期待——找回自我，明确自我价值，永远在追寻的路上，做独立的自己。只有先认识到自我的存在，弄清自己的状况，明白怎么样活才算真正对得起自己的一生，直到变为真正的自己。我们要时刻保持冷静，明白社会运转之下隐藏的暗流，并且坚守自身。只有真正的存在了，才不会随意被摧毁，进而才能建造起更有诗意的家园。卡夫卡作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通过具有现代性的表现手法，向世人敲响了警钟，并告诉我们：行动起来才能摆脱困境，尝试反抗才会拥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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