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山花开
（004）张炜《也说李白与杜甫》讲到李白的干谒信，最著名的就是《与韩荆州书》，作者认为“显得那么弱智”“他的诗文中几乎所有的自荐文字都有类似的倾向，即轻狂与浮夸”（p16）。其实从写作的角度看，求职信本该是应用文，是要求清晰的条理和详尽的说明的，但李白却把它写成了文学作品，极其浮夸之能事，按张炜的说法是“它把对方和自己都夸过了头，只顾笔下快感，大快朵颐，实在有些傻”（p15），所以是文体上的不当，如果是考场作文，那是审题的失误。张炜将李白与孟子比，指出“在傲视一切的权力面前，孟子并未失去内心的里充盈强大的中气，总有一股浩然之气在支持。他循循善诱地向对方灌输自己的思想，劝解和引领。这是强健的能够独立思想的个体力量。理性给人力量、立场给人力量。权利者最好坦承自己寡人好色、寡人好利，而后孟子又是一番指教。”（p15）很显然，李白是努力投其所好，可惜玩过头了，孟子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与立场，以浩然正气和独立的人格，依靠强大的思辨能力和过人的劝说能力，愣是把顽固的国君说明白了，孟子也成功地将自己的思想推介了出去。备课《富贵不能淫》时和同事讨论该文的思路，孟子如何从景春的话而说到妾妇之道，引出他所认为的“大丈夫”内涵的。看了张炜的这篇文章，就很清楚地知道了，孟子这篇文章里面其实省略了孟子的固有思想，就是他对于人的评价，即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有独立和健全的人格，有属于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堂堂正正，有一股浩然之气。以此来看景春所说的公孙衍和张仪，他们尽管很有权力和影响力（“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可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墙头草，看形势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主张，迎合君主的需要而没有底线，这就和“妾妇之道”一样了（“以顺为正”“必敬必谨，无违夫子”）。这样，二者的共同点就找到了。假如死扣住“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那一句，是无论如何理清不了孟子的论证思路的。
（005）张炜《也说李白与杜甫》有一文《杜甫的绯鱼袋》（P37）很有意思。杜甫靠对权贵的依附和借重，得到了一个虚职，就是常说的“杜工部”，于是从此有了表明职级的“绯鱼袋”，他一直挂在身上。“他和一些年轻人同在严武的幕府中，因为披挂这个袋子，惹得年轻人的嗤笑，最后弄得极不愉快”。可杜甫一直舍不得解下这个袋子，直到身体极其虚弱的晚年，在死亡的威逼之下，才最后把它从身上解了下来。这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有很大的相似性。长衫和绯鱼袋，都是表明身份的，前者用途是向大众证明自己的读书人，因此高人一等；后者是向和杜甫类似的人物表明职级的，借以证明他是朝廷中人。自从有了它之后，这个徽标就一直在身上了，孔乙己是走投无路时才脱下它换做酒钱的，杜甫则是面对死神的威逼，不得已才解下那个袋子的。一个生活在世俗中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就是离不开那些用以说明世俗荣耀的虚荣，这也是人性的弱点。
（006）张炜《外省书》有一个情节令人唏嘘。史珂在农场苦熬了三个月冒雨返回家去看妻子肖紫薇，谁知被“小组”的人员勒令立刻返回农场，“逾期不归，按逃离规定处罚”。史珂无奈只得重新投入雨幕之中，奔走许久之后他才发现，没有车，找不到路怎么返回农场，而且这么回来由这么回去心有不甘：“我死了也要和你呆上一夜，我宁可死！”这个“你”自然指他的妻子肖紫薇。午夜两点时，他发现那个“小组”里的小胡子从楼上走了下来。史珂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了。尽管史珂知道肖紫薇也是被迫无奈的，但从此以后直到她死，都没有原谅她，那道坎永远也不过去。书中写道“肖紫薇就在这个春天离开了。史珂从此将永远是一个人。他在她生前想倾吐无尽的愧疚，只嫌太晚。他多想告诉妻子：自己是个残忍的、罪孽深重的人；不错，他爱她，可他生生折磨死了她。而另一些话——那仅是自己的隐秘了，他却不想说。直到许多年后，在一个个无眠的深夜，他一直追问的还是这样两个问题：自己是否有权像酷吏一样审问盘查妻子？另外，自己是否有权保存最后一点隐私？他找不到答案。”（P109）这个情节和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有相似性。区别在于，女的受不到了心理摧残而早早变痴呆了，男的则重获自由后抱着救治妻子的心态作着种种的努力。这里相同的是心灵的创伤，远比具体的伤害要来得严重。《外省书》的不同还在于原来的受害者对于另一个受害者所给予的伤害要沉重得多的。维克多弗兰克《活出生命的意义》以亲身在集中营受难的经历开创的意义疗法，其中也提到那些从集中营出来的人会很容易成为施暴者：“获得自由之后，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随意而轻率地运用自己的自由了。对他们来说，唯一改变的是现在他们由被压迫者成了压迫者。他们是暴力和不公的施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他们痛苦的经历成了为所欲为的借口，这种情况在小事种就能清楚看出来。”（《活出生命的意义》P108）（201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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