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研究：从《氓》窥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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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卫风·氓》是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口气，回忆了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痛苦。全诗六章，每章十句。第一章，追叙自己由初恋而定的婚；第二章，叙述自己陷入情网，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而与氓结婚；第三章，她对一群年青貌美的天真少女，现身说法地规劝她们不要沉醉于爱情，并指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第四章，对氓的负心表示怨恨，她指出，这不是女人的差错，而是氓的反复无常；第五章，接着追叙她婚后的操劳、被虐和兄弟的讥笑而自伤不幸；第六章，叙述幼年彼此的友爱和今日的乖离，斥责氓的虚伪和欺骗，坚决表示和氓在感情上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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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通过弃妇的自述，表达了她悔恨的心情与决绝的态度，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倍受压迫和摧残的情况。诗中虽以抒情为主，所叙的故事也还不够完整细致，但它已将女主人公的遭遇、命运，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来，抒情叙事融为一体，时而夹以慨叹式的议论。就这些方面说，这首诗已初步具备中国式的叙事诗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后二千余年的叙事诗，在《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直到近代姚燮的《双鸩篇》中似乎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这是一首上古的民间歌谣，叙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感情悲愤，态度决绝，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和损害。虽属叙事诗，但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课堂上与诸弟子就“《氓》一诗中的女主人公的悲剧产生的多种原因”进行讨论探究的时候，大家同时对西周礼制下的婚姻制度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比如“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古代祭祀神媒，表达了人们“联婚姻、通行媒”的美好愿望。而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媒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媒人是在一夫一妻制形成后才出现的。这时的媒人，大都是本氏族中享有威信的长者。他们受男方家长的嘱托，为青年男女的婚事奔走，认为这是成人之美。在两家遇到麻烦时，媒人也积极想办法从中斡旋，从而受到人们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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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血缘关系、政治关系高度一致的宗法政治制度。以政治、血缘双重标准构建“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权体制。

“家”是西周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以血缘上的亲疏和血统上的嫡庶为标准，整个社会被划分成不同层次的“大宗”“小宗”。在西周典型的宗法政治体制下，婚姻制度具有明显的宗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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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周宗法制度，婚姻的目的在于延续血脉，《礼记·婚义》中记述婚姻“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宗法制度注重亲疏、嫡庶的区别，为明确嫡庶，西周实行一夫一妻制。

据《礼记·曲记》记载，西周时期，“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恭候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明媒正娶的嫡妻只有一个，不得以妻为妾，也不得以妾为妻。

同时，婚姻关系的成立，必须得到家庭与社会的认可。就家庭而言，首先必须经父母同意，没有父母同意，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就社会而言，男女缔结婚姻，必须经媒人说合。“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一原则，为后世沿用，并逐渐形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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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婚姻礼仪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6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婚义》。

古时男家去女家迎亲时，均在夜间，并且迎亲的人均穿黑衣，车马也用黑色。此俗与后世白天迎亲、穿红色服饰的婚俗迥然不同。

“六礼”的名称和仪式，在古代婚姻制度发展史上影响十分深远。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虽不一定经过六道礼仪程式，但“六礼”的名称却一直相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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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对刚入门新妇的姿态也十分的讲究。西周时期，要求男方要先到女方的家庙拜祭其祖先，然后再用车接女方到男家。将女方迎进男方家门后，还要举行夫妇同器共餐、共饮交杯酒等仪式。次日尚须留在家中以谒见舅姑。如舅姑先已去世，则3个月后在家庙祭奠舅姑，此称为“庙见之礼”。庙见完成后，该女子便正式成为家族成员。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最终成立。

在我国古代，解除婚姻关系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称为“七出三不去”。“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时确立的男方家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大戴礼》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口多言，去；盗窃，去。”只要女子有其中的任何一条，夫家就可以合礼、合法地解除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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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婚姻关系也有一些限制性条件，按西周的礼制，女子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被夫家休弃，即所谓“三不去”。具体为“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意思是说，女子被休弃时娘家已无亲人的，不能休妻；女子嫁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孝三年的，不能休妻；女子嫁入夫家时贫贱，以后变得富贵的，不能休妻。

按照礼制的要求，“妻者，齐也”，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对男家任意出妻的限制性规定，虽是出于维护宗法伦理秩序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婚姻制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和对妇女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

“七出”“三不去”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汉唐乃至明清，各代法律中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的相关规定，大体均未超出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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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礼》记载，周朝管理婚姻事务的官职为媒氏。媒氏负责书写颁发婚书。《周礼·地官·媒氏》：“媒氏掌管万民之判。”郑玄注曰：“判，半也。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清代学者俞樾认为，这里的判即是判书。周朝时的婚书，一般写在一片竹简或木简上，然后把它分开，男女双方各拿一半，作为婚姻的法律凭证。

婚书分官方婚书和民间婚书。民间婚书又叫私约，是指男女双方缔结婚姻，未去上报官府，只是双方与中间人私下签署的婚约。对待私约，各代朝廷态度不一。有的明令禁止，不予承认。有的较宽容，承认私约有效。其实在民间，私约婚书一直盛行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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