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媒体内参机制，是毛主席亲自倡导设立的。这种机制的建立，对于帮助中央了解掌握国内、国际情况，及时处理一些涉全局性、普遍性和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内参资料：
“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材料。”
阅读各种内参并作出批示，是毛主席常用的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在各种内参上的很多批示,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人家对一些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老人家治国理政思想。
今天，我们重温老人家在一些内参件上的部分批示，对于澄清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有着深刻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67年7月4日，中办秘书局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 登载了《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一文。第二天，毛主席就批示:“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 无益有害, 如不制止, 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 发出指示, 加以制止。”
同月13日, 中共中央下发了主席批示“照办”的《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将主席7月5日批示转发各地, 要求各级群众组织对建造一事加以制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就在几天前的6月28日，林彪曾指示军队内部要广泛建造大型毛主席全身塑像, 总参和总政为此曾专门作出通知准备下发。7月12日, 老人家在林彪呈送的通知稿上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实际上，早在1950年，毛主席就此类问题还有过两次批示。
一次是1950年5月，毛主席在沈阳市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公函上作的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当时，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
沈阳市人民政府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8寸站像4幅。毛主席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写道：“只有讽刺意义”。
第二次是1950年10月，北京市第2届第3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送请政府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毛主席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
1969年1月11日, 国务院秘书厅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刊登一封来信, 提议江青应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7日, 周总理将此内参报送主席，主席批示:“徒有虚名, 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这里的“代表”, 指准备召开的中共九大的代表。）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1975年10月9日编印的《政工简报》第31期上登载文稿, 反映老知识分子如冯至、任继愈、严中平、何其芳等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的激动心情。
老人家看到简报后，在这份内参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一句“可惜未请周杨、梁漱溟”表达了老人家内心深深的遗憾。要知道，梁漱溟当年可是在大会上曾公开顶撞老人家并向老人家叫板的人啊。
什么是领袖风范，我想这当是最好、最生动的诠释。
1967年11月25日中央对外联络部呈报一份内参, 反映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观点, 认为中国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世界普遍意义, 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
毛主席看后这样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 望告。”
12月1日, 针对姚文元对此文提出的一个问题, 主席再次批示:“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就是一个大国领袖，在面对不同意见时的态度。
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于1975年8月3日写信给主席，中办信访处将其刊登在8月7日《来信摘要》第540期上。
当时老人家正患眼疾，六个月后的1976年2月12日, 老人家作出批示:“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 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 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 深以为歉。诗词两首, 拜读欣然, 不胜感谢。”
虽寥寥数语，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一位普通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治学之严谨，跃然纸上，令人感慨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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