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吴晓波先生的大作，书读过半，思绪激荡，难以静心研读，遂掩卷稍做笔记。神思激动中，所写皆随感，杂乱无章，仅作读书记录。
所谓阳光下无新鲜事，不过借古喻今耳。
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P85
秦全面管制，二世而亡，汉朝初年，文景之治70余年，而后武帝委任桑弘羊经国理财，国家专营。我朝计划经济后改革开放30余年至今经济跃居全球第二，岂不有似曾相识之感？
我国自古“抑商”，实为重商之政策体现。中央集权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实有竞争之关系。不与民争利，实是儒家之粉饰。对此种竞争，政府要不立法禁之，要不划分界限。现今之我国之经济划分，二千年前已可窥于管仲之治。试想，中央集权若无财源固之，何以立足？何业之利甚于商业？中央集权，实乃重商之最甚者。抑商与重商，一体两面，儒表法里，贯穿秦后中国发展。
政冶上打压民间商人，实为一家一姓之集权而服务。统治者深知商人沟通有无，协调四方，是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优秀的商人，不仅是屯货聚财，更重要的是聚人。豪商的队伍人数，动辄过千，共触角所及，更是不可估量。这么一股有财，有人，有组织的民间势力，怎能不被一家之中央集权所忌惮。政治上的抑商，和经济上营造宽松的环境，基本在我国每个王朝初期都可发现。商人能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一致，唯有民主共和国家。国家不唯一家一姓所独占，商人调配资源，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方可全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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