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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遇”论
政治的意识形态学企图消弭了一切异己势力,并在政统领域内施以威严和权信,以权利语言维护中心统治。否认并且鞭笞其他意识形态以确保其政治地位的绝对独立和统治集团思想的“纯洁性”。
民众以积极的“寄人篱下”的心态,接受了各自的政治力量,并渐渐向政治利益集团靠拢,以获得更大的民主和地位。
这样,国家机器便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政治以民主治人民,人民以法律来约束自己。
从历史学的发展脉络来看,这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必然发展趋势,而且符合现代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发展,是大势所趋,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早在150年前就有先见之明地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与走向。
但是受“境遇”限制,各个国家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无一雷同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和文化特色。这也是地理环境,地域差别,民族修养,等等因素共同造成的。
这种差距,有时间上的,比如公元221年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而日本仍然处于奴隶社会,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依旧是封建统治;也有地域上,现代世界大范围内都走向文明开化,而非洲某些部落已经是古老制度,甚至拒绝开化。
由此,我提出“境遇”说的观点,以论证由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的善与恶,对与错,文明和愚昧,落后和开化、正确与谬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等等都是相对言说而没有固定评判标准的。
西方政治制度在西方世界近乎完美,它有效保证了民主和自由。但是把它放在中国,可能是完全扭曲的,甚至在西方的“人性”在中国看来可能是没有“人性”的,这完全由国家各自的“境遇”造成,所以我们不能模糊不清地说,哪个更好或者哪个更坏。但是国家强制力总是要渗透国家意志,把这种根本没有可比性的制度相互比较,然后各自给各自的子民夸耀,自己的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以“蛊惑”民心,获取民众支持,巩固统治。以朝鲜为例,朝鲜人民一定以为朝鲜的所谓民主共和国是全世界最民主、最伟大的国家,金正恩领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伟人。这在我国甚至是其他国家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行为,但是朝鲜人在他们所处的“境遇”里安居乐业,他们或许在我们看成“笑话”的生活里幸福美满。
我们无权品评其他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因为我们所处的时空是错乱的,复杂多变的,没有规律甚至是扭曲的,如爱因斯坦的空间弯曲理论,我们无需去追求形而上意义上的空间弯曲,我们现实社会本身就是空间弯曲的,全世界所有的人,富的,贱的,美的,丑的,高的,矮的,聪明的,弱智的,无穷无尽的不同的人连在一起,组成了这个“相对论”。这是一个完全自然,不必理论推倒,不必验证的,而且本身没有任何漏洞的“相对论”。
一个出生在贫民窟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另一个原本是百万富翁的人又从另一个纬度通过自己的同样的努力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那么,试问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多了一个百万富翁还是少了一个百万富翁?如果人人都是亿万富翁,那么总的来说,这个孩子更穷了;如果人人都是百万富翁,这个孩子什么也没有改变。现实是上面的第一种可能,而且在这种可能上还会有别的东西,比如这个孩子在努力的同时,另一个贫民窟的孩子也在努力。世界在同时变化,时空在同时运转。从“境遇”来讲,为什么贫民窟那么多人,只有这个孩子“逆袭”成功,或者只有这么几个孩子“逆袭”成功?因为性格,环境(人设环境)等等诸多要素的不同,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个成了百万富翁的孩子与那些还在贫民窟奋斗的孩子没有可比性,与已经是亿万富翁的更没有可比性。
任何人的“境遇”都像地球经纬网一样,是绝对弯曲的,但是站在自身角度,又如在地球表面一样,是平坦的,每个人看到的其他人其实是虚假的平面,看似平等的“境遇”,却在各自的所有一生的背后,隐藏着内在的不可论说的高低和宽窄。
这显然不是人类各自的“局限”,而是整个人类发展史的“局限”。所以,我们不能虚假比较,然后虚假“奋斗”。集体主义经常鼓动民众向集体看齐,并且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我建议所有人类,应该在自我的“境遇”的基础上奋斗,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在不同“境遇”的比较下奋斗,这都是不合理和没有意义的。
2018.11.8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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