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进步并未给人类社会带来最终的福祉，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焦虑——人类能快速适应变化，然后产生新的不满新的欲望。这种特质支持人类走到今天，也成为了人类最大的诅咒。 —— 《Homo Economicus》
我们都很熟悉一个关于迟到罚款的实验，我最早看见这个实验是在《怪诞行为学》上。实验大概说的是以色列的一个小学为了防止学生迟到施行了一项迟到罚款的政策，大约每次迟到罚款5美元。令老师们没有想到的事实是学生迟到的更多了。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新的视角下我们从“社会人”转变成了“经济人”。
“经济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会用支出的成本衡量所得的回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经济人的角度下理解，花5欧去“购买”一次迟到的机会，让自己有更充裕的时间到学校。原先的道德契约转变为了经济契约，人们就开始衡量违约的收益和守约的收益。而在迟到罚款这件事上，违约的收益看起来是很大的，5欧对一个家长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能多睡5分钟确是天大的好事！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走向“经济人”的过程中，道德和情感在这个计算中丧失了自己的重量。原先在没有罚款的时候，学生和家长努力在开课之前到达学校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这种道德情感的纽带由罚款而变得可以量化。于是原来的罪恶感也被“赎”清。
西方宗教改革的一大导火索就是“赎罪券”的发行，而这其中正是“经济人”在作祟。书中还提出了一个看似颠覆的观点：职业的双向选择，以及允许离婚的规定，从表面上看促进了人类社会走向平等，其实却带来了更高的离婚率和失业率，究其原因就是原先的道德契约越来越多的变成经济契约。这个观点我最初看的时候是不赞同的。可能从前离婚率低，但是这种道德束缚绑架者一对对人，现在能够自由离婚，更多的人能够重新走出不幸福的婚姻，而真正自由的拥抱自己喜欢的生活。可能从前失业率低，但是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对劳工的压榨，现在职业变成了双向选择，可以通过跳槽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促进了社会的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个比率本身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不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在美国IT行业的印度人，他们很少跳槽，也很少离婚。不像中国人总是想着三级跳，他们只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情。最后赚钱多少可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他们普遍反映的幸福感更强。而关于印度我们知道，那儿的女性地位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很难说她们的幸福感是不是就一定更低。认真的经营一段事业或感情，不花心不分心说不定能比不断的重新选择收获更多的幸福。“经济人”的绝招在于比较，而比较一定会产生不满足。
无论怎样，原先的“道德人”正在走出生活，“经济人”正在攫取更多的掌控权。在离职的层面上，我们的道德负罪感正在降低；在婚姻层面上更是如此。我们正在走向“自己的生活自己掌握”的“自由主义”，支撑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就是“经济人”关于价值衡量之后的选择。我们通过博弈和竞争收获了平等，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却丧失了一定程度的幸福。理智让人活的更明白，但并不能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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