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我窝在沙发里，慵懒地看着细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满一地。暑假，我只想静静地宅在家里头。可能是在家宅习惯了，我不喜欢接触生人，面对生人，天性里的那点怯弱总是会让我选择退缩，退到自己感觉舒适的位置自娱自乐。我拥有一个常人所没有的能力，那就是，只要给我一片安静的天地，我能编织出很多美好的事物，如此便能愉悦自己。
手边放着一本我国著名主持人柴静的作品《看见》，已经看了一半。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看好国外作品，上个星期去图书馆没有找到我喜欢的书籍，无意中看到柴静的《看见》，这让我想起以前给学生看的一个视频《穹顶之下》，这正是柴静制作的节目，挺感人的，于是把《看见》带回家了。
通过一个记者的视野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里有悲惨、绝望、无奈，还有温暖和力量，以及对生命的渴求。我深深地感觉到了。
二〇〇三年，柴静作为一名记者，冒着感染“非典”的危险进到医院采访，看到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一个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医院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急诊科的护士感染了，在医院里发信息给丈夫：‘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丈夫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妻子又发信息：‘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最后一条信息：‘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妻子离世了，丈夫没有告诉女儿。女儿才六岁，坐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
柴静走进监狱，采访女性暴力重犯。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最后忍无可忍，朝丈夫一刀砍下去，接着砍了二十七刀……在法庭上她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村子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死者母亲也为她求情：‘她是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呀。’……男人死去，女人失去自由，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着，女儿躲在家里不愿意见人，儿子终日不回家，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说：‘回家想俺妈，你让俺妈回来吧。’监狱里的妈妈哭着对儿子说：‘不管咱再苦再难，咱要坚持下去，熬下去！’……”
十几个少年组成的盗窃团伙，领头的十五岁，最小的十岁，都辍学。柴静去找那个十岁的男孩，“男孩的父母已经去世两年，他家的院子里都是碎瓦和杂草，房子里的梁塌了半边，除了一个已经被劈开一半的衣柜，一件家具都没有。小男孩睡在门背后，靠门板和墙夹出一个角来避寒，脚边是一只破铁锅，下面垫着石头，锅底下是烧剩下的草，连木头都没有，他劈不动……最后一次偷窃，他分了一千多块钱，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
……
原来，生命可以如此沉重。
多次看这些内容，我总是会哭。说不清楚什么感觉，就觉得悲痛，既夹杂着对不幸者的同情，同时又为不幸事件里所表达出来的感情而感动。
生命是什么？对于那些悲惨的人们来说就是活着，苟且地活着。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生命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当今，物质条件好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空了，每天麻木地活着，任意挥霍着我们的时间，却不知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
做妈妈之前，在假期里我喜欢睡觉，任性地睡，睡得昏天暗地，睡醒了就玩电脑，玩累了接着睡。走在路上或骑车都不太注意周围的人与车，任性地走着自己的路。做妈妈之后，一切都变了，即使是假期，我也早早起床，做早餐，陪小孩，看书，运动。走路或开车，我都会小小心心的。我既要珍惜别人的生命，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必须得好好地活着，有意义地活着，为孩子做一个榜样。
记得书中还说到一个事例让我印象很深刻：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道：“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我脑海里久久地回响着这句话：“女孩子是不哭的”，是啊，女孩子是不哭的，女孩子要坚强。曾经，我是一个喜欢哭泣的软弱的女孩，但现在，我不再是一个可以退缩的女孩子了，我是两个娃的母亲了，我要努力克服自己内心的那点怯弱。正如法拉奇所说，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我不能为了逃避问题而躲藏在自己虚拟的世界里，我要勇敢地去面对生命里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这样才能为那渐渐老去的父母和幼小的娃撑起一片天地。
七月十一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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