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年份，它比2008年多了一年罢了。
大门
我跑过一间间正在上课的板房教室，跑到大门口，没能跑过我和她之前那扇铁栅栏。在板房学校一年多的记忆里，我不记得这个栅栏完全被拉上的时刻。周日返校的时候，栅栏会伸缩到路中间，出口的一半留给学生。当校领导开着车进出，这个栅栏被压缩到一角，把路让宽。好几次模仿班主任签名骗过了保安，晚上10点的门也是开着的。
她来给我送东西的这个上午，这道门关得紧紧的。
保安正坐在岗亭里，眼睛看着别的什么地方。保安不会开门吧，我心里这样想着。即便我告诉他，这是在我们板房学校旁边的志愿者机构负责人，这样会不会有特殊待遇？也许，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志愿者，才能把他劝服。离大门越近，我的心越不安。
彼时，已经是2009年。
2009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年份，它比2008年多了一年罢了。这一年，整个城市的人都忙着搬家。市里的学校都被毁坏了，但全市的学生都有地方可以上学，在成郊的板房学校。而且，随着新的修建完成，年底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完成了搬迁。
新建的板房
当板房学校开学的时候，大约地震发生后的5个月后。
这一块巨大的板房安置区，许多住户和商家在震后不久搬到这里。一条宽阔的土路把安置区和学校分开。左边是我们学校的铁丝围墙，右边是各种商家。虽然小店不多，但是也足够我们娱乐。每个返校的周日，这里是比学校还要热闹的地方。
那也是一个周日，我和另一个同学怀着好奇走进了一个新店面。
通常，我们只在商业街的人气最旺的地方逛。但是那天，我们俩就一直顺着马路走，走到一家“店面”停下。到底谁提出要进这个门边的，我也记不清楚。总之，从那道门出来，我们两个就已经认定了一件事。
这个店面的门口有一个蜜蜂的图案，旁边写着“小蜜蜂”。这不是一家店，而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的办公室。而我们两个毫无经验的高二学生决定加入，我想，可能仅仅是因为好奇吧。
小蜜蜂
从此的周六周日，我有了一个新的去处。
我逐渐了解这个机构。在地震发生后的很短时间内，香港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成立了这个机构。根据我们城市的一个区域特征，这个非营利性组织取名为剑南小蜜蜂。两个在心理学有强势科研优势的高校，早就为剑南小蜜蜂规划好了主要工作——关注灾后儿童的心理健康。他们的团队有经验丰富的志愿者工作者，有来自高校的教授，也有国外相关行业的专家，还有第一批毕业于西南大学义工专业的学生。
“震后重建”除了物理上的重建，还有第二层意思——心理重建。
机构和本地的小学合作紧密，很多活动也是和小孩子有关的。有专业的心理老师，辅导小孩子画画，是一种治愈的方式。在办公室区域设立小孩子和家长提供互动场所，并且定期举行公开和活动。邀请专业的摄影教授，为社群小孩子上课并提供他们摄影器材，让他们用影像表达自己的观察。
我记得这样一张黑白照片。一个老爷爷看着镜头，他脸上沟壑的皱纹粘结着一些泥土，眼神并不悲伤、确让人感到悲凉。这张照片，在北京新京报对剑南小蜜蜂的报道里，同时刊出。而照片的拍摄者，是住在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八岁的女孩。
那一年里，我做了些什么呢？
我自己并没有在小蜜蜂的“主业”上帮忙。有许多境外组织机构想要援建，他们需要对接当地的机构。有一个插曲，说谷歌公司派人来看了看，大家没当回事。过了一段时间，打电话问小蜜蜂需要什么物资，这些物资随后被邮寄到门口。负责人后悔，当初真该多“要”点。
谷歌捐献的是硬件，对于想提供“软性”支持的机构和人，他们可不能直接打个电话发个快递就搞定。他们必须到这里来，要了解政治、语言、文化上的一些问题。我做的工作已经是整个环节的最末端：给那些最终能来到灾区的人带路，让他们了解情况。
“闲杂人员”
我曾经是一个闲杂的灾民。
当地震发生后，我就被隔离了。我被父母带到安全的地方，一个有吃有喝有活动的空间。尽管我不愿意就这样，我想出去做些事。但我顺从了，我待在那里。我告诉自己，我也是一个“灾民”，我需要帮助。但是灾区哪里可以安放“平静”的书桌？ 每当我看着新闻，知道那些事情就在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发生，我只能用书本掩饰自己的心虚。
我什么也没有做，直到走进那间办公室。
没有人教我该做什么，但是他们已经对我做了最好的教育。地震发生后，他们立即开始研究方案。然后，组建团队、申请资金、联系政府、启动项目，然后在这间办公室开始了为期三年的项目。他们不是前线的救援人员，没有在电视机镜头下的英勇，没有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前。但是他们做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同样重要的工作。有许多伤口是看不见的，有许多生命还需要照料，地震的破坏力并没有终止。
我的收获是巨大的。这里有六七十岁的也要进危楼的著名学者，有在枪林弹雨里拍摄的摄影师，有各行业的杰出人士，还有一群人在这里长期驻扎。他们为我引路，让我想去看看这个更大的世界。
一张证明
在门外的她，见到我立马把红色手套取下来。
我没为她在保安面前争取一些特别待遇，她却给我带来了一份志愿者证明。这是另一份礼物，我从没想过我有一天需要这个证明去申请自主招生。
前一周，她担心我找不到搬迁后的办公室，说做好后直接送到学校。她把证明从包里取出来，然后垫着脚、递到栅栏上方。说道，你看有没有出错的地方。我接住，确认了上面的信息和大红的公章，向她点头。我问，你们还在继续做这个项目吗？为什么办公室要搬走呢？
这些是我愚蠢的问题。
这几个月，我渐渐不在去他们的办公室。我手上捏着的这个证明，证明了我和这个机构之间的关系。难道，我连他们现在基本的情况都不应该了解吗？站在门口，我有些自责。
她回答说，这个项目申请了延期，再多留两年。这个项目有一些人已经离开，只有几个人员留着，他们即将把办公室搬到城里。
她说，祝你顺利。
我再次道谢，再也说不出其他的话。
她走的时候，又再次戴上手套。
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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