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五柳先生传》，最喜一句——“先生常读，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凡隐者常自诩如此，以为安贫乐道，晦隐山林的目的，即在于此。每与知者言，皆从《论语-觞》中颜回那里偷话——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此言虽短，却也说出了隐者的条件：贫而心乐！虽胸怀天下事，却高高挂起呼呼而睡，朝诵圣贤书，夕弄幽静花。一派天然，朴实无华。
然颜回之隐在市（“陋巷”），陶潜之隐在林（“五柳之旁，东篱菊边”）。盖所谓之“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颜回、陶潜，二者谁是大隐谁是小隐，不必深究。窥其关键，无非隐之态度，二先生皆口传“安贫乐道”之真谛。
《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自己恭维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颜回之贫更是一眼即见。
可见隐之必然条件，乃穷。而又必不为穷扰，态似农夫、神拟神仙，怡然自得方是上者。
以此而论，隐逸，实是一件难事。世人不慕荣利者几何？做官可不贪不坏，然生计所束，实逼处此，难以去留自如；常人糟妻薄田，依然奋奋不息，日思夜想赚钱养家，怕饿肚子，怕被人看不起。
更何况，这世界已经让人无处可隐了，处处人籁喧喧，四海之内，欲觅以闲适安静之处实是难如登天。然环境并非隐之必然条件，若不能如颜回、陶潜那般安贫乐道，即便给你青山绿水，即便给你庄子所谓的无何有之乡，你内心的火热并没平息，隐也是假隐，不过是个躲起来的懦夫罢了。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一刀分其两类：一生所奋行之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名誉，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
好人与坏人之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
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常见的便是轮流坐庄，无论执政一方如何，自来是少不了改弦更张之属的，而即便当权者之中，谋求改革者也不在少数。
更有有一种人，既不满当权者不欲同流合污，亦于所谓改革不存希望，索性退出，躲了起来，有点类似于俗语所谓“惹不起躲得起”。
此举实在是有依据而行的，因中国士人的信念便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达无法兼济天下，那么就找山林子躲起来，独善其身罢。
这便是隐士了。
隐士很淡然，也很安静。抵触，甚至断绝政治生态，拥抱自然原始之态，仍他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闹得天翻地覆，自己漠不关心毫不在意，不愿与闻。
中国的传统观念，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孔子是带头人，且百死无悔，要“知其不可而为之”。
但孔子并不反对隐士，反而神态尊敬，评价极高，原因是其类人“清高”，于人于社会均无危害。虽无贡献，却也并不争权夺利。
孔子待人以宽，中国道德对人要求亦是极宽，一个人不做坏事不害人，便算是好人了。《论语》作为士人奉行的经典，却也毫不吝啬赞美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孔子对其态度和评价依然尊敬，虽然，孔子并不赞同他们的作风。
但孔子也给了后人范本，细述做隐者应当如何，详加分类孔老夫子一生为人操心真不在少数！
约分三类：
1.伯夷、叔齐类，不改意志，不牺牲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2.柳下惠、少连类，意志、尊严有所牺牲，言行合乎情理（“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3.虞仲、夷逸类，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闻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此三类，孔子所赞誉者也！
实则，隐者多有难言之隐，与闻政治，意志、尊严常不得不有所舍弃，此是无可奈何。柳下惠做法官，三罢，时人劝其出国躲避。柳下惠死不愿意，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
做官之难，关键在于“事人”，为官实是混人。为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
遵原则为公众，不图功名富贵，虽不得不上级命令，但也算官场“隐士”。——至于一般所谓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至少须安贫乐道。
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决不能。解脱一切欲念而得以大彻大悟，非常人之所能。热衷于权力之人，受权力欲驱策，身不由己，做违背良心之事，太也无趣，至少自身并非自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非易事。《笑傲江湖》中，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皆以失败终，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号称侠之大者，但若要郭靖归隐，那于他也是折磨，因为他会常自内心不安，焦虑至死。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
然则，安贫乐道，其实也是天性上的淡薄，能甘于平静，才是真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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