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确知赵高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按照权臣的普遍做法，也许他杀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只是第一着。下一步棋，可能会想办法再杀子婴，自己篡位。
但是虽然他已一手遮天，横亘在他面前的，至少还有两个困难。
第一，子婴不是秦二世，没那么容易摆布。
第二，刘邦的军队在张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放弃了最短的从函谷关攻击咸阳的进攻线路，而是神出鬼没从东南方进逼关中。咸阳已经危在旦夕。即便赵高顺利篡位，好日子能过多久都是个问题。
当然很快赵高就不用考虑第二个问题了，因为第一个问题就要了他的命。
子婴在接受传国玉玺前的斋戒宫中，安排亲信刺杀了赵高，并夷灭三族，将帝国最大的一条蠹虫掐死，也算是为秦二世以及直接、间接死于赵高之手的秦国公族报了血海深仇。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帝国的残烛之光在风中飘摇，暗淡微弱，任谁也挽救不了。
46天之后，刘邦绕过峣关长驱直入，进驻灞上，也就是今天的白鹿原，和咸阳城咫尺之遥。秦王子婴带领妻儿、文武乘着用白马拉的素车、身穿丧服、颈绕白练、封好皇帝玉玺、符节，出降刘邦大军。
当年不可一世的西陲强秦，奋六世余烈，席卷神州，统一天下，最后却以这样一个屈辱的方式宣告灭亡。何其讽刺。而报应之手却似乎仍嫌不够，很快还有更残酷的命运等待子婴和他的故土。
刘邦的军队那一刻情绪有多么高涨，是不难想象的。那个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天下权力、财富的中心，此时就真真切切的矗立在眼前了。这座城池、这组宫殿在从东方来的士卒眼里，是高贵、奢华的代名词。但如今，它们却像被捆绑的俘虏一般，沉默不语、任人宰割。
军队瞬间失控了，几乎所有人不顾一切地跑进城内，四处搜刮金玉、珠宝，以及一切可以据为己有的财富。虽然场面混乱，但这却是真实的人性。乱世里大部分士兵，因逼入绝境而从军，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胜利来获得实在的好处，从而改变生活的处境。
但越是这样，在汹涌澎湃的人性里仍然能保持冷静的，也就是所谓的能成大事者。
萧何是其中之一，别人都在找金银时，他抢先径直闯入丞相府，把府中收藏的地图、文书、典籍等等打包收藏。对于他来说，这些东西才是将来治国安邦的无价之宝。
樊哙是第二个。这时，连刘邦自己都有些忘乎所以了，的确，他比起别人更应该骄傲和放纵，别人还需要争抢，而他不用，作为军队主帅，眼前的一切已经都是他的了。一个平凡了半辈子的普通百姓，忽然天下最好的宝贝、最美的女子、最富丽的宫殿都归他所有了，换谁都要飘飘然。樊哙看出刘邦想赖在宫中不走了，劝谏道：沛公你是想拥有天下呢，还是只想做个暴发户？这些东西，正是秦国之所以亡国的原因，希望您马上召集将士撤出宫中！
刘邦不肯。
直到张良也劝，刘邦这才依依不舍地领了军队，还军灞上。张良的话，刘邦很少不听。
刘邦还是显示出了他冷静、隐忍的一面，有人劝他杀掉已投降的秦王子婴，他也没有采纳。回到灞上之后，他又召集关中各县的豪强、有威望的老人，与他们约法三章，这一系列行动，可能都是他为了顺利成为关中王的战略，以此来在关中树立一个宽容、仁慈的王者形象。
这里需要稍稍解释一下“约法三章”这件事。因为这个词的现代语义，可能会让我们误解，重点是在“约法”上，以为是在夸奖刘邦的言出必行、说一不二。
其实这里的重点不是“约法”，而是“三章”，众所周知，秦朝在李斯的法家政治下，法令是非常细致严苛的，条条框框，无所不备，以致百姓怨声载道。刘邦此举正是废除了所有秦朝原先的律令，只用“三个”临时法来暂时管理关中：杀人者死、伤人和作乱按轻重入罪。刘邦希望反秦朝之道，营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来迅速赢得关中民心。
尽管汉朝真正立国之后，基本继承了秦朝的法制，严苛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临时的措施显然奏效了，关中百姓欢天喜地，视刘邦为仁者，无不希望他能留下来当关中的治理者。
只不过，能不能当关中王，刘邦自己说了不算。
当初的约定是楚怀王提出的：谁先入定关中，谁当王。只不过人人都知道，楚怀王只不过是个被拥立的傀儡。真正有决定权的，是那个刚刚救巨鹿、降章邯，新成为诸侯首领，率领联军向咸阳奔驰而来的项羽。
不仅如此，刘邦还从使者那里得到了一个噩耗：因为之前章邯和项羽达成的投降的协定，项羽已经封了章邯为雍王，并把关中赐给了他。这就意味着刘邦想留在关中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为零。
把拼死夺得的富贵膏腴之地拱手让人，刘邦愿意，他手下出生入死的将领也未必愿意。
想保有关中，他只剩一个办法，那就是：派大军往西守住函谷关，把诸侯联军挡在关外。
无疑这是一个逼不得已的险招，这意味着，他必须要对项羽和诸侯宣战，前一刻还是一起灭秦的盟军，下一秒就要变为互相对立的敌人。而且他要以一军之力，抗数国之兵，敌众我寡，几乎是以卵击石。
左思右想，刘邦咬咬牙，还是下了向函谷关派兵的决定。
听天由命吧，希望函谷关这道天险，能为我挡住项羽的虎狼之师。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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