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昌城上的一声枪响，搅动了整个中华大地，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云南、浙江等13个省份随即发表独立宣言，宣布独立，拥抱共和，行之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终于迎来了它的终章。
其实，满清的覆灭早有预兆，从1908年醇亲王以脚疾为由革除袁世凯的职务起，它覆灭的祸根便已埋下了。宣统继位后，由醇亲王摄政，但是由于此时的满清，实权掌握在袁世凯等军官手里，留给宣统帝的几乎是一个架空的朝廷。醇亲王意图收复军权，便借口革除了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职务，殊不知祸根就此埋下。宣布下野的袁世凯，不动声色地回到老家，并于暗中依靠自己培植的势力密切关注北洋军和朝廷的动向。
辛亥革命爆发后，朝廷发现自己根本调不动北洋军，不得已只能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局，谁知袁世凯却以脚疾未愈为由拒绝复出。这可愁苦了这位摄政王，最后，还是在这位当年的北洋大臣的下属和朝廷的苦劝之下，袁世凯才肯半推半就地出来，重新接掌朝廷的军政事务。
南北议和，袁世凯居中调停，结果是满清政府接受“优待条件”宣布皇帝退位，南方军政府的孙中山旅行承诺交出总统权力，袁世凯则居中坐收渔翁之利，成为革命的最终受益者——中华民国的总统。从此，宣统帝溥仪开始了其在紫禁城长达13年的“幽禁”生活。
在紫禁城，溥仪虽然享受着帝王般的生活，但是在民国政府的监视和朝廷遗老的保护下，他的身心根本没有获得应有的自由，更遑论皇帝的权威了。在这个幽闭的小朝廷里，溥仪的内心苦闷而挣扎。作为溥仪的帝师，庄士敦很欣赏溥仪的性情和聪明才智，但是作为一名英国人，他不愿意也不能介入到中国的内政中，所以，他只能从人情的角度对这位末代皇帝报以最真切的同情和敬意，并尽其私人所能帮助和教导这位皇帝。
“虽然皇帝生活的环境充斥着无知和无能，但是他一直没有受到影响。不过，我依然忧心他在之后几年是否还能安然无恙。”
面对皇宫中充斥的虚伪和狡诈，他是真心希望皇帝能够摆脱环境的制障，希望他能够健康成长，希望他获得真的幸福。毕竟，当他在1919年担任溥仪的老师时，溥仪还只是一个14岁的孩子。
或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1911年随着清朝的覆灭，如果不算上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中国应该就没有皇帝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清帝同意退位所签署的“有待条件”协议中，民国明确表示保留皇帝的尊号，并准其暂留紫禁城，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亦照常留用，也就是说，尽管皇帝退位了，不再享有国家（皇帝）的权利，但是皇帝的称谓和宫内的朝廷却保留下来了，皇帝对其臣属依然有赐爵封赏的权利，尽管这些爵名有名无实。
对于被满族贵族盘踞了近300年的北京城，尽管皇帝退位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盘踞在这里的满族势力，而且，民国成立初期，在暗中一直涌动着一股复辟势力，比如1917年发生的张勋复辟，就是这股势力的直接涌现。
“虽然皇帝已经无法左右政界，也没有实权，但是他依然有可能被一些维护帝制的阴谋者胁迫，成为名义上的领导人物。”
“中国有很多人都效忠皇室，他们对民国的制度很不满意。只要清政府撤回满洲建立新的国家，那么热河以及内蒙古很可能也会加入。”
“人们并非都希望中国建立共和制，也不能保证那些争论不休的政治家和求任者能够解决皇帝退位后中国出现的政治问题。”
“相比北京普通的市民，那些留恋清朝的人更在意复辟是否成功。”
争取到电话的安装权利，溥仪在紫禁城留影
所以，尽管溥仪被幽禁于紫禁城内，他对保守势力依然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号召力，不管这种号召力是出于对皇帝的忠心还是出于利己的考虑。为了避免溥仪利用这股势力或被这股势力利用，民国政府都有十足的理由限制皇帝的自由，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
但是皇帝毕竟不是罪犯，限制其的人身自由显然是不合法的，这也有悖民国宪法的精神。“优待条件”中明确列明政府有保护皇帝人身安全的义务，于是，政府便借题发挥，以保护为由，行监控之实，尤其限制溥仪与使馆区接触，以避免其外逃。
使馆区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产物。从鸦片战争战败而签署《南京条约》开始，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导致中国陷入更深的泥淖，外国人不但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而且拥有在使馆区驻兵的权利，所以，这时的使馆区实为列强在中国的领土，这里的一切中国都无权过问。溥仪无数次想逃离紫禁城的禁锢，迫切希望庄士敦能够代其向各国大使寻求帮助，但是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何况他的父亲醇亲王、隆裕太后以及内务府众官员也极力阻止其外出。
醇亲王和隆裕太后自然是出于对溥仪的关心和保护，内务府就不一样了。就后者而言，他们之所以希望皇帝不要外出而发生危险，并不是出于侍君的忠心，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皇室的资产交由内务府打理，保护好溥仪，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继续为皇室的资产服务，由此借机中饱私囊。如果溥仪出事了，这项服务便随即终止。
或许你会说，重新选一个新皇帝不就行了？
这要是放在王朝统治时期，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这里的问题是，溥仪是清代最后的君主，而且是退位君主，溥仪一死，王朝便就此终结，“优待条件”也随即废止。在民国时期，“优待条件”是紫禁城里这个小朝廷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一旦这个条约废止，内务府也就不再存在了。这就是内务府之所以保护皇帝，或者说限制皇帝自由的根本缘由。即便溥仪1924年被迫迁出皇宫时依然是个不满20岁的孩子，但是他天资聪慧，对这里的伪善和腐败不可能不有所察觉，所以尽管在这里被众人奉为皇帝，他却过得很不开心，他的生活也是极端苦闷和不自由的。
谁能想到一个身披皇帝光辉的人竟然毫无人身自由？谁又能想到一个备受众人称颂的皇帝竟然会留恋城外的一抹日光？当溥仪独自登上城墙，登上屋顶，望着远处的天空和群楼发呆时，也许只有夕阳才能读懂他内心的孤单和落寞吧！曾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现如今尽已化作前尘往事，随风消逝了。
他三岁为帝，六岁逊位，接着又连续在他人的监控之下度过了13年的幽居岁月。如果我们能理解他的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所经历的生活，当他向日本伸手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以此来指责他性格的懦弱和思想的妥协。
“宣统皇帝心思敏捷，聪慧过人。他有时行事轻率，有时严肃，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年少轻狂，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会学会沉稳处事。不过，后来我发现他似乎存在着两个极端，有两种矛盾的个性。”
“依我看，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可以面不改色虚心地听完我的批评，而且完全不会记恨。不过他的中国帝师们常会抱怨皇帝对他们的忠告是左耳进右耳出。”
溥仪和庄士敦
他这些中国帝师，如果不算上那两位不曾与庄士敦见过面的陆润庠和梁鼎芬，还有陈宝琛、朱益藩和伊克坦（满族），他们都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是相信以自身的礼义廉耻或所谓的民心足以抵挡列强的洋枪洋炮一类的人物。在这些人的教导下，溥仪尽管关注紫禁城外的时事局势，忧心天下百姓的生活，他本人也很难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而化身为所谓时代的民主新人。所以，纵然逊位于幽宫之中，他内心依然跳动着希望的焰火，有着对祖宗荣耀的憧憬，因为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在日后，他在日本的扶持下，忽而成为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我们指责他抛弃了民国，但是事实上，他退位前不是民国的人，退位后也没有享受到民国公民哪怕最起码的人身权利，我们还能说他背叛了民国吗？何况，满洲的溥仪，确实身不由己，受制于日本人之手。
可惜，历史是不存在假设的。不管他有没有背叛民国，首先不能忽视的身份是，他是一名中国人，何况还是一位有相当权威与智识，且能号召一方人士的公众人物。当日本侵占了中国领土，当他接受了日本的援助，当他的伪满洲国在事实上阻扰了民国统一的进程且确实地调转枪头对准中国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了民族的罪人和中国的叛徒，而不管他是出于自愿还是胁迫。
对于他的不幸，其情固然可悯，然对于他的选择，就是历史所不容了。复辟是倒行逆施的行为，而依附侵略者以期回归祖宗的荣耀，更是他人生最大的错处，尽管他万料不到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日本人最终不过是出于对他的利用而已。
他敏感的政治身份并不由他选择，自他出生之日起，便与政治挂上了勾，这是他无法逃避的命运。谁能说，这不是帝王之哀呢？
庄士敦对溥仪充了满同情，在《紫禁城的黄昏》中随处可见这种感情的流露。所以，出于这层感情的考虑，我们或许会认为在评价溥仪这个问题上他存在偏袒的嫌疑，这自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如果关注溥仪对日本的问题，就会发现他的笔触似乎并没有润色修饰的痕迹。
“既然皇帝恢复了自由，应该找机会离开他父亲的王府，寻找可以避难的使馆区。如果皇上错失了这次机会，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其时，溥仪刚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并在其卫兵的看守下住进了醇亲王府。冯玉祥禁止王府的人随意外出，外面的人也不能随便进去探望。后来经张作霖出面，以武力相威胁，冯玉祥才撤了守在王府的卫兵。这就是他们口中的所谓“皇帝恢复了自由”）
“我认为在这么多外国使馆中，日本公使最有可能和最有能力帮助皇帝，于是先去了日本使馆。”
“随着日本和中国、满洲的局势紧张，中国新闻媒介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指控日本，日本公使馆接纳皇帝之举也被认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他们认为皇帝是高层政治角逐中一枚有利的棋子。如果看到我前面记述的事实，读者就会知道，日本公使在我告诉他之前，根本不知道皇帝会来到使馆区，只是在我的再三恳求之下，公使才同意了接纳皇帝。准确地说，‘日本帝国主义’在‘皇帝出走’事件中，没有任何关系。”
醇亲王府南大门
在这里，庄士敦或许是为了说明溥仪的外逃是出于不得已的苦衷，也是为了说明事实的真相，但是无疑地，他的话也坐实了溥仪投靠日本并非出于胁迫，这就为他日后的战后审问提供了服刑的罪证。所以，庄士敦的话，大体还是可信的。因为，假如他有意为溥仪辩护，完全没有必要为日本，即人们所谓的“胁迫”开脱。
从王府逃出来后，在日本的“帮助下”，溥仪先是住进了北京的日本公使馆，随后又在日本的安排下，逃到天津，住进了租界内的张园，开始了他另一段长达7年的幽居生活。只不过这一次，由民国的“保护”变为了日本的“保护”，但是在这层所谓的保护之下，他依然是不得自由的，哪怕是1931年后，他被日本巧计骗到伪满洲国，成为一老一少所期望的伪满洲国的皇帝，他依然生活在别人的威逼和胁迫之下，直至战后清算，直至新中国成立，他都没有享受到多少真正的自由。
究其一生，溥仪都是一个悲情人物，他左右不了时局，却无奈在时局的左右之下，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叛国者。当我们了解真相后，知道他并非有心与民族为敌，与中国为敌，事实上他还希望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和百姓带来福祉，为那些真心拥护他的人带去幸福，但是由于他思想的局限和性格的懦弱，他终于还是成为了他不想成为的人，终于还是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之下，终于还是给这个他曾深爱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完>
《紫禁城的黄昏》作者简介：
庄士敦，1874年10月13日生于英国苏格兰，1919年3月-1924年11月担任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老师，将英语、数学、地理等知识传授给溥仪，备受溥仪的敬重，两人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庄士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1898年赴中国，先后在香港、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任职。1930年，庄士敦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将威海卫的主权归还中国。1931年，庄士敦重回中国，代表英国出席就“庚子赔款”相关事宜在中国召开的“太平洋会议”。随后返回英国，在伦敦大学任教，著有《儒家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书。1938年在家乡爱丁堡病逝，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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