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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老师的小店在长冲村最西头的高岗上，属于红庙村的地盘。从我家走到那里有很长一段路：由东往西穿过蛇形的长冲自然村，经过一所小学的泥土简易操场，再走完一段荒凉土坡，就能看到土坡最高处那棵半截树身都要长进云彩里的大泡桐。钟老师的小店就盖在泡桐树的下面。
我的很多少年时光都消磨在钟老师的小店里。那是两小间建于大饥荒年代的低矮版筑土墙草屋。外间是店铺，内间放着一张一年四季都撑着蚊帐的大床，内外间用一个黑釉大瓮隔开。一走进那个低矮窄小的屋子，就能闻到一股子甜甜的糖味：两只透明的大玻璃瓶子总是放在柜台最显眼的地方，里面分别装了大半瓶的裹纸糖和粘砂糖。当然，吸引我的不只是这些糖果，还有豆绿色的塑料转笔刀、印有南京长江大桥图案的铁制铅笔盒、一端带橡皮的棱柱形铅笔。
我有时会坐在柜台外面的一条板凳上看钟老师给人打酱油。他用一只竹筒做成的舀子从放置在南墙一扇小窗户下的大缸里把黑亮的酱油打上来，再从一个白铁皮做成的漏斗灌入酱油瓶。他皮肤很白，胖乎乎的，动作缓慢而准确。当他闲下来的时候，喜欢把他肥胖的身体半伏在柜台上和在他的小店里玩耍的小孩闲扯，问这问那，语气和蔼，像自家的爷爷。当店里只有他和我时，我会盯住玻璃瓶子里的糖果看，并幻想钟老师可能会因为喜欢小孩而送我一颗。有时我会猛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咽口水，便故意背诵几句乘法口诀来掩饰窘态，然后快速跑到门外，像要追逐什么。
有一次，店里只有钟老师和我，我让钟老师从货架上拿一把刚刚进货的折叠铅笔削刀给我看。那把小刀上似乎涂抹了缝纫机油之类的东西，有点粘手，还有一股子气味。我把玩着小刀，想象着趁他不注意把小刀装进口袋溜走会是什么情形。当我有这个想法时，心跳开始加速，并下意识地瞄了一眼钟老师。我惊奇地发现，他的一双眼泡浮肿的眼睛正透过螺纹重叠的镜片在玻璃瓶后注视着我。我顿觉脖子发胀，脸皮灼热，心跳得更快了。我还记得有个特别冷的秋天的午后，母亲给我五分钱打酱油：一枚一分硬币，两枚二分硬币。我边走边玩，到了小店却发现少了一枚二分钱币。我几乎要哭起来。钟老师站在柜台里面，不紧不慢地说，你把左手给我瞧瞧。我顺从地把握成拳头的左手放在柜台上，心想，钟老师难道要用什么戏法帮我找回钱？他掰开我的手指，二分硬币居然就在手心里。
你怎么晓得钱在这只手里？我惊喜地问他。
小孩子贪玩，忘性大，常常捏着钱找钱，越急越找不到，越找不到越捏得紧。你瞧这二分钱，都被你捏出汗了。
钟老师看起来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大概六十多岁吧。听大人说他原来是做小学算术老师的，后来就开了这个小店，他似乎没有妻子、孩子或是其他亲戚，因为小店里总是他一个人在忙碌。
四月份的一天早上，阴沉沉的，但没有寒意。我走进屋子，听见母亲的说话声：“怎么说锁儿也是亲姨侄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好歹也要出个面，跟人家打声招呼、说个情吧？”
父亲没有搭腔，他坐在门边的竹椅子上狠狠地吸烟斗。
“到底帮还是不帮呢？你明白告诉我因为是我的妹妹的儿子犯了法你不肯帮，那我就自己去派出所找小梁碰碰运气。”母亲见他不说话，语气变得狠叨叨的。
“怎么打招呼？你要我跟谁去打招呼？”父亲冷冷地说，“莫说是姨侄犯法，就是镯子又能怎样？”父亲用力在粗糙的石条门槛上磕着烟斗。
父亲拿了一把红色油纸雨伞出门了。
镯子是我的乳名。
母亲非常生气，但又十分无奈。于是她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我就慌了。我不知道出了多大事，从母亲的抽泣声中滋蔓出来的不安和恐慌情绪就像天上的阴云一样延展低垂。我溜出屋外，装作去数门口那棵五月桃一共结了多少毛桃。
“妈，锁儿老表到底犯了什么法啊？”午饭后，我还是问了母亲这个问题。尽管我很害怕问这个问题。
母亲没吱声，她在廊檐底下专心做针线活。
过了一会儿，母亲对我说：“镯，去把我的老花镜拿来。”
我一听母亲开口说话，就知道机会来了。我连蹦带跳帮母亲找来了眼镜盒。母亲戴上眼镜，继续她的针线活。
“我老早就跟你小姨讲，锁儿不成器。”母亲果然开始谈到我的小表哥了。
“他到底犯了什么法？要坐牢吗？”
“那个讨债鬼，也不晓得在哪里学到的，把一张五块钱的纸票子分成两张，他拿了其中一张去钟老师的店里用，被钟老师抓住了。”母亲说。
我没太懂什么是“把一张五块钱的票子分成两张”。
“听讲薄薄的票子都是两张更薄的纸压在一起合成的，他把票子泡在什么药水里，等泡胀了，就从中间把两层纸揭开。这样五块钱就变成两个五块钱了。”
“锁儿还真鬼啊。”我说。
“不成器的东西，这下好了，要坐牢了。”母亲恨恨地说。“你老子又不肯救他，活作孽。”
“爸爸能救他吗？”
“哪个晓得呢？至少要试试看吧，他公社里、县里又不是没有熟人。”
“锁儿老表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到钟老师的小店来花钱呢？他们那里没小店吗？”我记得他们家离一个叫曹家桥的集镇很近，镇上有至少两三家小店，他去那里更方便。
“老鬼才晓得。”母亲抬头看了看天，又把针插进发丛中鐾了鐾说，“扯谎都扯不圆，他还跟钟老师说是放羊的时候捡到的，钟老师问他羊在哪里，他就低头说出是我们家亲戚。”
仲春的阴云无限迫近门窗，毛茸茸的，仿佛堆积在屋檐下。
有一阵子，母亲和我都没有说话，屋里屋外都很寂静。
“他是怕丢人，才不肯去托人的。”母亲突然开口，把我吓了一跳。
“哪个怕？爸爸吗？”
“不是他还有谁？”母亲气鼓鼓说。“他自己被关过一个月禁闭哩，现在侄儿又犯法要坐牢，他是怕丢人。你不晓得他多要面子。”
“爸爸还被关禁闭？”我十分惊讶。“关禁闭是不是就是坐牢呢？”
“不是坐牢是什么呢？很多犯法的人关在一起，一起做苦力，一起喝稀饭，睡在一个大房子的地铺上。”母亲说。
我在等母亲说出事情的原委。
“那是五八年，你老子那时是大队书记，上头来了人，他汇报工作时，硬要说亩产万斤是假的，是把二十多亩田里的水稻集中在一亩田里的假象。结果，他在县城被关了一个月禁闭，让他认真学习，老实改造。”
“没想到爸爸也坐过牢。”那一刻，我忽然滋生出从没有过的失望和悲伤。从那以后，一想到这件事就很自卑。难怪父亲那么不愿为锁儿表兄的事出面找人，他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侄子也犯法。
“姐，姐，大姨父去找人啦？”黄昏时，小姨来了。小姨住在回峰山西麓的黄家棚子，也是一个河南罗山移民村落，总共也就八九户人家，离我家约莫六七里地。
“他一早就出门了，哪个晓得有没去找人。”母亲没好气说。
“锁儿从小就没了爹，要是有爹嘛，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你说是不是？姐。”小姨说话带着哭腔。
“话是这么说，可……”母亲长叹一声，搬出一张木凳放在廊檐里给小姨坐。
“镯儿过来，姨给你糖吃。”小姨把我叫到她身边，亲了一下我的额头，从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洋布对襟褂子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颗糖。糖纸粘黏着糖，黑乎乎的，已融为一体，我怎么也剥下来。最后只好连糖纸一起放进嘴里。
听母亲不止一次说，小姨父是1959年饿死的。当时木儿大表哥差不多七岁，锁儿表哥三岁多一点。“他死的时候就剩一副骨头架子，本来身板个头就小，挺在门板上就像七八个月大的毛娃子。”母亲这样描述小姨夫的死状。
“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拖着两个小讨债鬼，饱一顿饿一餐的， 遭的是罪吗？姐，你说句公道话啊！”小姨擤了一把鼻涕，然后从方才拿糖果给我的那个口袋里摸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抖了抖，先是揩了一把鼻子，后又揩了一把眼睛。“姐，你说说，要是锁儿爹还活着，打死他也不会去做这种犯法的事对不对？还不是穷得没得办法想吗？你都不晓得锁儿平常有多老实哩。”
“老实人也会做出祸害事来。”母亲给小姨倒了一杯热水，从厨屋里走到廊檐，接着小姨的话说。
母亲不喜欢锁儿表兄还有一个原因，父亲曾为他交了一个学期的学费，他却逃学去跟放牛娃玩。所以，母亲一直认为他不成器。
“要说还是怪钟老头子！”小姨恨恨地说。“锁儿都跟他跪下来了，都跟他说了是东头老书记的亲姨侄，他还不放过他，非得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
“白白胖胖，长得倒是一副菩萨相，要不是锁儿的事，哪个也不晓得他有这么一副坏心肠。”母亲不无怨恨地说。
“他可是学毛选积极分子哩。”
忽然间，我就想起了那回他躲在糖果瓶子后监视我玩小刀时的眼神。
掌灯时分，父亲从外面回来了。小姨赶紧迎上去喊了一声“大姨父。”父亲“嗯”了一声，说“小姨来啦。”然后轻声对母亲说，“想办法弄两个菜吧，小梁来吃饭。”
“派出所的小梁？”母亲惊喜地问。
“还有哪个小梁？”父亲口气立马又变回狠叨叨的，那张脸黑得三斧子都砍不进。
印象中，派出所梁所长和我家特别亲，他是北方人，来南方时才十六岁，那些年他穿的布鞋都是我母亲给他做的。他通常都是叫我父亲大伯，叫我母亲大娘。
梁所长进屋时，我家小狗花子立马摇着尾巴跑过去蹭他的裤腿。
“小八子又长高了，”他摸了摸我的头说，“长大了干公安，定是一块好料。”
“他还能干公安？都和我差不多高了，还动不动哭鼻子哩。”母亲搭着话，乐呵呵给梁所长搬椅子。
梁所长一直在和父亲谈论国际国内形势。小姨总在他们跟前转来转去，感觉是想凑上去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开口，退到厨屋里帮母亲做饭去了。
“犯法是犯法了，但罪行不严重，还够不上坐牢。”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梁所长才对小姨说。“本来是要关上个十天半月的，既然是大伯的亲侄儿，又是个没成年的小鬼，我跟县里请示过了，明天就让他回家。以后可要管紧些。”
小姨听了一高兴，就哭起来。
“关键是小鬼交代出了那个教唆他的人，而且那张票子的另一片还没来得及花掉。”梁所长说。
“我说这个小讨债鬼不会自己想到做犯法的事哩，果然有坏人教他。”小姨如释重负地说。
“其实你家小鬼还真算是老实孩子，”梁所长说。“他要想跑，钟老师哪里抓得住他？我都分析过了，他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跑。”梁所长抿口酒，伸了伸脖子，就像是吞下一颗宝塔糖。然后接着说。“第一次是他的假票子刚刚被钟老师发现的时候，那时钟老师在柜台里面，他在外面，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逃跑机会。第二次是钟老师锁门的时候，老头子动作慢，他扭身就跑，谅他钟老师怎么跑也追不上他。第三次是在路上，去派出所要经过团结渠上那个用三根毛竹搭起来的方便桥，小家伙不但没跑，还扶钟老师过桥。”
“我一直说这孩子老实哩！”小姨感叹说，“他要是跑了，不就啥事没有了？弄得一家人跟中了风似的。说你们不相信的话，从出事到现在我是一口饭都没进嘴哩。”
“家里出了这种事，做妈妈的怎能不急啊！”梁所长说。“当然，我说这话，不是鼓动犯法的人逃跑，他不跑是对的。我真正想说的是，这小鬼其实还是个好孩子。”
“我就是听了梁所长说锁儿不跑的事，才开口请梁所长帮忙的，本质没变坏。”父亲板着脸对小姨说。然后又在一旁猛抽烟斗，低矮的堂屋里充满烟草味。
“是啊，是啊，那是大姨父你的亲侄儿哩，怎么说也不会撒手不管的。”小姨感激地说，“只是锁儿犯法的事不光是叫我在黄家棚子里抬不起头来，还连累大姨父，还有梁所长。唉，真不晓得说什么好。”
“要说这个小鬼也挺聪明，”梁所长对大家说，“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钟老师的小店来花钱，他说一来是钟老师年纪大，可能看不清；二来是要被识破了，就告诉他是吴大伯的亲戚。”
“这个讨债鬼，我说他怎么大老远跑到钟老师的店里呢。”母亲边说边看我，然后又转向小姨说，“你看你的老实儿子，闯祸都要闯到我们吴家门口。”
“姐，你瞧你说的，我们锁儿不就是有个大姨夫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了事他终归是首先想到他的大姨夫啊。”小姨说着，偷偷看了一眼父亲。
“等锁儿回来了，你带锁儿去跟钟老师道个歉，赔个不是，谢人家一声。”父亲对小姨说，语气温和了许多。
“跟他道歉？都是那个老东西害的。”母亲在一旁插嘴道。
“你懂什么呢？”父亲严肃地说，“钟老师抓犯法的人哪里不对头了？”
“道歉谈不上了。”梁所长说，“去打声招呼也好，免得他想不通、不服气，继续到县里说三道四的。你说是不是？”他转过脸用求证的语气对我父亲说。
父亲点点头。
“你都这样决定了，他还敢说三道四？”小姨对梁所长说。
“他会的。”父亲肯定地说。
“他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母亲又在一旁插嘴道。
“这也是他的权利。”梁所长说。
“我倒真想听听他能到县里去说些什么？”小姨说。
“他肯定是有话好说的，”梁所长说，“比方，他可以说，你儿子并不是不跑，他是想从他钟老师手里要回那半张票子。”
洋油灯花发出一阵清脆的爆裂声，火苗抖闪了几下。
小姨同时也怔了有那么一会儿。
“好吧，明天锁儿一出来，我就带他去跟老不死的赔不是去。”小姨很不情愿地说。
父亲轻轻在桌腿上磕掉烟斗里的灰渣。过了很久，他直起身子，说这件事真是多亏了梁所长帮忙。然后他一边往烟斗里填烟丝，一边仿若自语一样的轻声说：“算了，明天还是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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