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性，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却认为，“人之初，性本恶”。那么，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我们不妨从他们各自关于人性善与恶的论证上来分析。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的《告子章句上》）。当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所构成的“仁义礼智”乃人的善根。然而，这种善根是人们先天就有，与生俱来的吗？
我想并非如此！不仅襁褓中的孩提不会表现出“仁义礼智”之善根，即便是人类的幼年，在文明出现之前的蛮荒时期，人们也不会表现出“仁义礼智”之善根的。恰恰相反，“仁义礼智”之善根，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是后天参与社会活动形成的；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则是人类从蛮荒进入文明社会才逐渐滋生的。
因此可以说，人的善性决非“我固有之也”，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在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思想观念。那么，我们如此说，是否就意味着“人之初，性本恶”了呢？当然也不是！我们知道，人的任何习气都是后天形成的，恶习亦不例外，它决非人初之天性。也就是说，恶习既不为人先天所固有，又不为人类蛮荒时期之行为。
由此看来，“人之初”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既不会“性本善”，也不会“性本恶”。至于说“人之初”究竟何性，这就需要看看“人之初”的行为表现了。先说懵懂的孩提行为吧，人呱呱落地，就其初始本能或本性来说，与其他哺乳动物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首者为吮吸母乳，稍后而争食。除了表现出一种最原始，最起码，最简单的私欲天性以外，什么也没有。再来看看幼年时期的人类，可以说他们最多的行为表现，最显著的思想意识，乃是为挣得自我生存而努力。
总而言之，无论是孩提的“人之初”，还是人类幼年的“人之初”，什么善根啊，什么恶习啊，都不会显著地表现出来。善根和恶习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后天形成的；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随人类社会发展而不断滋生的。至于说“人之初”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人性是什么，那只有两个字，就是“私欲”。私欲是“人之初”的一种自然本能，也可以叫做人的自然属性。
然而，人人皆知，私是万恶之源。不过，私欲却不是人的恶习，人的恶习是私心加重，私欲膨胀的结果。
也正是鉴于此，程朱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人欲”应该被铲除吗？当然不应该！因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事物之所以存在，都有它存在的理由。私欲既然是人的自然属性，也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例如，如前文所述，私欲在“人之初”支撑了人的自我生存。其实，即便人类从个体进入社会，“人欲”也决不会自行消亡，仍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还往往成为人们要求上进的一种底动力。当然，人们寻求进取的出发点，决非完全来自于“人欲”。但谁也无法否认，“人欲”是人们寻求进取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私有制社会里，能够适当地满足人的私欲，往往成为尊重人的个性，激发人的积极性的一种有效手段，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不过，就社会文明来说，却不允许人的私欲无限制地加重，无克制地膨胀。人类社会越是发展，越是进步，越是走向文明，就越是需要克制人的私欲，越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与关爱。就是这个协作与关爱，奠定了人的善根之基础，体现出了人的社会性。
由此看来，所谓人性，说到底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人的自然属性，一种是人的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表现为人的个性，包括“人欲”，如果做不到自我约束，就会滋生恶习。人的社会属性表现为社会的公性，包括道德规范、公序良俗等，它不仅可以在人与人交往中自然形成，更需要社会来推崇。总而言之，人的自然性从人的个性出发，表现为个人利己主义；人的社会性从社会的公性出发，表现为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
我们了解了人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就可以来说明，中、西方为什么倡导的人生观不同，会导致崇神情结的发展方向不同了。
先说西方吧，西方人强调人的个性，奉行个人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显然是在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然而，自人类进入人类社会后，人的自然性就不能任其自由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社会性将不可或缺，否则将无法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如此一来，一个忽视克己奉公的社会公性的西方社会，要维护其社会的正常运转，就需要另辟蹊径了，这个蹊径就是神明崇拜。
例如中世纪的西方，无论是人的是非观念，还是人的行为方式，都要以神的意志为标准。如果一个人不按照神说的去做，那他就不能进入“天国”。人们为了能够进入“天国”，能够得到神的庇佑和既得利益，就必须拜倒在神的脚下，一切听从神的安排。
然而，神在哪里？没有哪一个人真正见过。不过，没有见过并不要紧，因为神在人间有它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当时社会的当权者。于是，统治者有了运作社会的生杀大权。至于说广大民众，只能从对神的信仰出发，听命于统治者的奴役，从而维护了西方社会的正常运转。
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从文明走向更高的文明，文明一旦达到了一定高度，以往仅仅借助神明来维持社会的运行，将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会束缚社会的发展。
例如，西方刚开始步入资本社会，便展开了宗教改革，消弱乃至剥夺各级教会的特权，废除了政教合一政体，从中世纪的黑暗走了出来。新生的西方资产阶级随即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带有社会公性的口号。可惜的是，他们依旧强调人的个性，秉持个人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将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建筑在人的自然属性基础之上。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打出“信仰自由”的旗号，继续倡导神明崇拜的宇宙观，用“神”的意志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观念，辅助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
以上就是西方人秉持个人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使得崇神情结在社会某一阶段，随社会发展逐步深化的根本原因。
再说我中华民族吧。我中华民族在很早以前，就懂得社会公性的重要性，从而在尊重人的自然性的基础上，强调人的社会性。像儒家提倡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德、“忠恕”之道、“孝悌”之伦理、“浩然”之正气等社会道德伦理，就是在强调人的社会性，从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人生观出发，建立起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公序良俗。
如此一来，神明在我中方社会运行中，就显得可有可无了。这就是我中方崇神情结，随社会发展不断淡化的原因，也是我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根本不同之所在。
目前，我国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行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的社会体制，要求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为人民服务”，“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充分说明，我国依然奉行“道德崇尚”，倡导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人生观。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诚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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