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曲折命运（一）

《尚书》似乎注定要被遗忘，逃避不了的命运。

首先是被普通人遗忘。前面说过，尚书就是最早被记录下来的文献资料，也就是西周朝廷的官方文件，只能被统治阶级很少一部分人学习和传承，自然被束之高阁了。属于普通老百姓的民间语言则是《诗经》。

如果我转世到西周那个年代，还必须要投胎一个诸侯权贵之家，才有机会学习《尚书》，但是内容多么枯燥，哪有《诗经》读起来有趣呢？到了春秋战国那礼崩乐坏的时代，谁愿意和别人说话时引用《尚书》里的东西呢？喜欢哪个姑娘，直接唱首《关雎》给她，多么的浪漫深情？要和别国搞外交，奏一曲《大雅》，不是更优雅庄重吗？

慢慢地，《诗》与《书》分道扬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春秋战国时，原本“王官学”中的《诗》之学，非但没有在列国相争的新环境中没落，反而还获得了新生命，进一步发展。所以，《诗》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而且和东周以降的中国语文，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相对地，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尚书》虽然也被新兴的百家言论引用，但其普遍性远远不及《诗经》。

其次，《尚书》被后人遗忘，这是新技术带来的。以前的王官学是刻在青铜器上的，但是青铜的铸造很麻烦，因此，刻上去的金文必然要极尽简单，往往一个字要表示好几个意思，必须联系上下文才能读懂。而木竹简流行起来以后，书写有了全新的生命。

将文字改成写在木竹简上，必定会为文字开放出新的自由空间，新字、新词、新句，乃至于较为复杂的文法就会随之出现。

这就好像上世纪电报刚在中国普及时，普通人要问候远方的亲人朋友，必须字斟句酌地简化电报内容，比如有满腹的话要说，最后只发出“一切平安，勿忧”几个字。想想现在微信时代的人，会很难理解吧！

就这样，用金文写就的《尚书》就这样被刻在可以对抗时间的青铜器上，孤独地穿越漫长的时光。而《诗经》却被口耳相传，被浅吟低唱，被刻在竹简上，流传了下来。

到后来，诸子百家兴起，孔子试图恢复周初的样子，他用一种个人化的方式重新讲授《书》，后来被他的弟子编成《论语》流传后世，这时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原来的《书》是什么样子。

等到秦朝一统天下，《尚书》被世人的遗忘达到顶峰：

他最讨厌、最受不了的，就是在设计、推动任何事务时，有人用“以前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来质疑、反对他。偏偏过去周代的基本价值原则之一，就是引用过去的例子来鉴戒当前的情况。

改帝号为“皇帝001”，不让后人评价，这是始无前例，后无来者的，即使后世的刘彻、李世民也会在死后被人用谥号来评价一生的作为。但秦始皇不允许，他甚至不允许别人在他活着的时候评价他，因此，他要“焚书”，烧掉一切旧的王官学，就像《1984》里的老大哥将不利于他统治的语言删除，而《尚书》恰在其中。

《尚书》的曲折命运（一）

1938年4月30日，奥地利萨尔茨堡的Buecherverbrennung，纳粹青年团成员在焚烧书籍。

这种伤害是毁灭性的。那么，等到秦朝被推翻，汉朝建立，情况有没有好一点呢？并没有。我们知道，“独尊儒术”是在汉武帝时才提出的，在这之前的文景二帝采取的是与民休息，恢复民生的老庄思维，而汉朝的开创者刘邦则更是讨厌儒生，很多政治制度其实是延续了秦朝。《诗》《书》常期处在被打压的边缘化：

反周代“王官学”的人文精神，强调和看重现实法律，要求人民“以吏为师”的这种精神，并不只短暂存在于秦代的十几年之间，而是秦亡之后，又在汉初延续了好几十年。一直要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朝才算真正逆转了秦朝的政治意识形态，正式致力于继承原本的周代传统。

相对的，《诗》受到的伤害要小一些，因为它有押韵的旋律，几百年来不断被吟唱，即使文本被消灭，人们记忆中的诗歌会一代代传下去。而《尚书》就没那么幸运了，能够抄写背诵的人很少，而且性命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