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4日 星期四 晴 隔离第六天
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是包分配的，不过从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开始“一刀切”，全都是分到乡下的，几乎没有人是留在城里，对于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我们刚开始都觉得自己寒窗苦读几十年却突然间被流放了。
不过，毛主席说:“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想要大有作为，就要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为农村和农民服务。于是，我在乡下开始了7年与农民打交道的行医生涯。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也是最艰难的时候，那些尘封多年的记忆像一本泛黄的陈旧的书，上面落满了许多尘埃，我轻轻拂去、打开，看见了一道道撕裂的口子和残存的字迹，似乎还有一种青春时代的激情和梦幻刻在这些生命的文字里。
若非特别的事情触动，或者特别的情形下，我仍然没有太大的勇气回顾那段此生最为艰难的日子，也很少与人谈起。因为我的祖辈、父辈都曾尝过天底下各式稀奇古怪的苦难，我的体验相对亲人们来说如同隔靴搔痒，不痛不痒的。
其实，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各不相同，艰难困苦无所谓大小，关键是看它造成的伤害究竟击中在什么部位。
我的奶奶在曾经在批斗会上，被红卫兵强制性地按扭住头、颈、背部，两只胳膊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给挂上黑牌，红卫兵们还拖起木头桩子打奶奶的头，她的头上、面颊上全都是血，在最热闹的广场上向革命群众认罪伏法。
但奶奶回到家中依然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得，唱着土家民歌给一大家子人做饭、洗衣、养猪，还要伺候瘫痪在床的婆婆，我的奶奶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还非常健康、长寿，现在八十多了还精神矍铄、身体倍棒、吃嘛嘛香。而同时期的一位风华绝代的女歌唱家却因为第一张大字报跳楼身亡。也许那些在旁人看起来鸡毛蒜皮的事情，落在自己身上可能就是锋利的尖刀或者喂毒的暗器，让自己陷入无限黑暗的地狱。
1998年的冬天我来到了乡镇卫生院，然后和这里的医务人员成了同事。报道那天，我抱着铺盖卷来到寝室里，这还是木板房，我的脚步踩在木板上咚咚得响，没有床，就在镇上的市场花20元钱买了一张旧的绷子床，把床铺好，就把从家里带来的煤气坛子和一个单灶放在寝室里做饭吃。这一间几平米的小房间承担着客厅、卧室、厨房、餐厅、卫生间等等功能。
冬天里，为了取暖，每天上班到科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用火引燃小木柴，放入煤炉子的炉膛，继续加入大点的、较多的木柴，等已成燎原之式时加入鸡蛋或者拳头般大小的黑煤炭，就可以盖盖等候了，每天把火烧得旺旺的，让患者来看病也不觉得冷。那时候，我们外科和妇产科医护都在一个办公室，中午如果科室没事儿就在这炉子上做饭吃，几个同事围着火炉一起热热闹闹做饭、吃饭。如果有手术或者接生就用泡面、零食之类的对付着过去了。
那个时候我总是喜欢看书，不管上班还是下班，只要有空，手里都会拿一本书看。别人在聊天、打牌、看电视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书。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清高、傲慢和孤僻，这样就立刻像油和水一样把我从人群中分离出来了。人们远远的、若隐若现地显露出猜忌、嘲讽地目光。不过，我在书本所构筑的世界里悠然自得，早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了。
没想到来了一位新院长，他非常赏识我，把我送到省城大医院：中南医院进修妇产科一年，学成回来，发现科室的老主任和医生们都下海了，留下的大都是才出道的年轻人，我一踏入医院，新院长就迫不及待地任命我做妇产科主任，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间，在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我们科室这群人还是努力为农民们做好服务工作。那些日子我是风雨兼程，几乎没有一天完完整整休息过，每天都耗在科室里和接送病人的大山里。
那个时候，人们都还喜欢请接生婆到家里接生，当时国家正在搞“降消”项目，我们乡镇卫生院妇产科医务人员的任务便是把这些偏远人家的孕妇接到我们卫生院去分娩。那时我常常带着科室的护士一起到深山老林里去接病人，车只能停在大路上，我们下车抬着担架走在崎岖蜿蜒的小路上，到了孕妇家里，往往只有老人在身边，我们得亲自把孕妇抬着到大马路上，一走就是一二十分钟，有时候实在抬不动了就放在地上稍微歇歇，但是，看着孕妇痛得龇牙咧嘴、喊得声嘶力竭，又马上抬起来快速在山路上行走。
有时候在救护车上给孕妇接生，忍受着她的脚踢着自己的身体，有时候路途中抢救着大出血的产妇，不停地给她输液、输氧，同时给她按摩子宫，促进子宫地收缩。有时候，孕妇的羊水突然破了，正在接生的我感到扑面而来的暖暖的羊水，让我从头到脚洗了个热水澡。然而，我顾不上去擦，还得等新生儿安全地呱呱落地、胎盘完整娩出后才能把脸上黏糊糊的羊水用餐巾纸擦拭一下。
山与山之间看起来很近，但爬起来却非常遥远，我还得常常要去回访病人或者去患者家里换药，于是热心的家属就会骑着摩托车来接我。有一次，一个家属用摩托车带着我爬山坡，可能我们两个的吨位有点大，半途中油门突然熄火了，车子没能爬上坡，摩托车翻了，我们两个也滚下山坡了，所幸这坡不大，我们都没有大碍。我于是起身，拍拍身上的泥巴，干脆就不乘车，而是走着到患者家里去给她换药了。
还有一次在接病人的途中，突然笨重的救护车刹车失灵，我们的车朝着一条大河冲下去，车速飞快，不远处就是奔腾、咆哮的大河，我坐在司机的旁边，看着他面如死灰，说时迟、那时快，他灵机一动，赶紧使劲全力拉起手刹，终于将要滑向深渊的车子停了下来，我们一起躲过一场灾难。前段时间在亲水走廊散步的时候我还看见当时开车的师傅了，向上去打个招呼，可他和别人正聊得起劲儿，只得作罢。
这么劳累、辛苦，甚至拿命去拼，我都可以忍受，然而，最让我苦恼的是这里民风彪悍，做得有稍微让患者家属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就会聚集来闹事、打人。有次有个男人因为他的母亲在我们卫生院做子宫全切手术，腹部切口感染了，他带领家族里几个男人一冲到医院，根本不听解释，不分青红皂白就抓起我的衣领要打我，还好有个外科男医生在场，把我从那男人的手中解救出来。
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行医总是会碰到形形色色的纠纷的，只是那个时候乡下卫生院是没有医务科、医患沟通办公室之类的，遇到这些麻烦事情了都得科主任亲自去解决。那时为了处理这些事情，我倒是学了很多法律知识和与人打交道的一些学问，慢慢处理起来也得心应手了。然而，我喜欢的是做手术、看病人，经常解决这类事情非常麻烦，成天耗着在那些纠纷里，弄得自己身心憔悴。
同时，科室人少，不管白天黑夜，我几乎每台手术都会上，常常在深夜的时候还在加班做手术，三班倒使时间错乱，慢慢患上了失眠症。书籍原是我的信仰、我的伴侣、我的救生圈，但是，在如此疲惫和劳累的工作中它正慢慢消失，也没有办法拯救我，我常常陷入一种孤苦和无助的情绪中，有时甚至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这份刻骨的痛苦折磨着我，让我的逐渐憔悴、日渐沉默。
不过，在工作中我的同事们跟我接触久了发现我是个真性情的人，心直口快，但绝没有不良的居心，而且吃苦耐劳，勇于承担责任，于是，慢慢的这些姐妹开始靠近我、安慰我，她们不再疏远我、嘲讽我了。遇到什么事情了，她们不仅会出谋划策，还会围在我身边，想方设法替我分担。有两个同事见我一个女孩子家成天穿着一身旧衣服，从不好好打扮自己，便给我送了一条裙子，虽然这裙子我穿的时间不多，但一直把它保存着，前几年收拾衣柜的时候都还看见过它。
还有一位同事主动接近我，陪伴我一起上班，一起做手术、一起抢救窒息的新生儿、一起去接送患者，还在下班的时候跟我聊天，一起到井里挑水，为我做可口的饭菜，让我在那段孤寂、冷清的日子里得到了温暖，这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却。这同事就是我干儿子的母亲，即使我后来调到其他单位工作，但和她的友谊几十年都未曾变化，每年我们两家都会在一起聚聚。
慢慢地，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在安静的手术中感受到这一切带来的身心的舒展与韵律，特别是看见我治愈的患者那感激的眼神、崇拜的目光，我就会有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心情也就变得无比愉悦。同时，在乡下还可以常常亲近大自然，体会到乡间清风的甜美、牛羊的恬淡、花草的芬芳与星空的辽阔。
更重要的是我在乡下工作，跟农民近距离接触，学会了用温暖去接近人，而不是筑高墙去提防人。通往人心的道路总是可以找到，渐渐地我学会了如何打开别人的心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朋友遍及五湖四海，有老人、也有孩子，有高官也有农民，有大老板、大作家、大专家、大医生，也有无职无业、赋闲在家的全职妈妈、退休老人，我几乎到每个地方都能交到真诚以待的朋友。
对比在这之前备受呵护的温室以及后来开疆辟土、风雨兼程的逆境，这段铸石生涯让我发现看书不只为了寻求安全的港湾，而是教我们在生活中看透人性，学会去爱，去奉献自己、燃烧自己，善于打开别人的心门，与这些伙伴共享人生的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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