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的思想遗产

2015年11月23日，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逝世于密歇根州家中，享年95岁。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是新经济史学的先驱者，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并将现代数学工具引入对经济史的研究，创建计量历史学或新经济史学，而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一起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的辞世是世界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而中国的经济学界会特别怀念这位经济学大师。作为转型国家，中国对转型理论有着特别的需求。“转型”，意味着体制变革，其实质是制度变迁，而诺思的理论贡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其制度变迁理论。

诺思的理论贡献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独树一帜。其突出贡献在于，他把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纳入到经济史的研究中，由此形成和发展了新经济史学，尤其是其晚年转向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这是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未能预见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通过应用经济学理论和定量方法对经济史进行新的研究，以解释经济与制度变迁”。皇家科学院认为，诺思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欧美过去——并且联系到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他强调产权和制度的作用”。这里没有强调诺思到底用了什么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强调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

传统经济史学的研究重在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并不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所谓新经济史学，据说其名称就是诺思首先提出的。新经济史学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把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第二个层次是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第三个层次是把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

诺思与其他同仁一起，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创了第一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他在七十年代开创了第二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从其1973年出版《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经由1981年出版《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在1990年代初到达高峰，具体标志为1990年出版《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和1993年获得诺奖。

之后，诺思转向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研究，引领第三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其方法论转向，从他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中题为《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的演讲内容中可见端倪。在该演讲中，诺思勾勒了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纲领。这一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架构体现在其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一书中，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非常实质性扩展”，而其具体应用之高峰则为诺思、瓦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韦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2009年出版的《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 l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一书。

诺思的思想遗产

1965年，诺思在题为《经济史的状况》（The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一文中指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而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主要是指新古典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则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经济的兴衰”这类重大的问题，甚而连具体的经济史过程也说明不了。诺思在196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增长与福利》（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 A New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就采用这种新的经济史分析范式，这使他成为用新经济史学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史的主要实践者。

1973年，诺思在就任美国经济学史学会会长时作了题为《超越新经济史》（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的演说。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有两大缺陷：一是其目的不在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变化；二是即使试图做出解释，其解释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此时，诺思的新经济史学观已经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史的阶段。

与上述逻辑一致，诺思在1971年与戴维斯（Lance Davis）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一书及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采用了结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分别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更为熟悉。该书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这一课题进行探讨时采取了不同于1960年代的论述方法，而运用了交易成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所有权理论，以克服单纯运用对经济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法的不足，达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

诺思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中心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思在此把制度视为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诺思其实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释：相对价格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建立更有效制度的激励。《西方世界的兴起》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产业革命原因的偏见，而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

诺思自己在序言中认为，该书试图成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但同时又确实是非常合乎传统的。其革命性在于：该书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框架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保持一致并互为补充。其传统性在于该书立基于许多前辈的开拓性研究。该书提供了一项解释性研究，一份扩展了的解释性梗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史。它提供的既不是标准经济史的详尽无遗的研究，也不是新经济史学(指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第一层次新经济史学)的准确的经验性的验证。诺思的书涉及直至18世纪的欧洲经济发展。其结论是：到那时为止，所有权结构在尼德兰和英格兰也已发展，从而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必需的激励。这些激励包括鼓励创新和随后工业化所需要的种种诱因。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它是提高发展新技术并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私人收益率的结果。国际竞争还带来了强大动力，促使其他国家改变它们各自的制度结构，以便为经济增长和产业革命的推广提供同样的动力。那些国家的成功是所有制重建的结果，而一些国家的失败，如在西方世界历史上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是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用新制度经济学中诸如交易成本和产权之类的概念去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回事，构建一个完整的、保留新古典经济学内核的新制度经济学框架来分析经济史中的经济结构和绩效则是另外一回事。诺思在这方面的成功努力最初见于其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其后完结于其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指出，他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诺思在书中超越此前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与零碎制度分析的组合，并增加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诺思的整个理论当时还是立基于对经济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其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分析方法内核。这本书里，诺思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的”的观点。他认为，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修正产权，交易成本会形成很普遍的无效产权。这就可以解释历史进程中和现在广泛存在的不推动经济增长的产权。这种情况确实在古今中外均可看到，其意蕴深远。

诺思在1990年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把其有关经济史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建构发展到了极致，同时已纳入一些零星的制度演化视角，以扩展他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在该书中，诺思界定了正式制度（正式约束）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的定义，把制度作为对经济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约束条件，建立起制度约束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联，提出了有关制度变迁的非常完整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该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对其1981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理论框架的精致化和超越。这个理论框架的影响力非常大，主导了1990年代国内外学者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解，成为有关制度变迁理论的经典文献。

诺思在书中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他把制度区分为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与实施机制。正规制度包括政治（和司法）的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则——从宪法到成文法、普通法，到具体的内部章程，再到个人契约——界定了约束，从一般性规则直到特别的界定。非正规制度或非正规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诺思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制度的演化为解决复杂交换时的合作方案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它决定了经济增长。”但他承认，并非所有的人类合作都是社会生产性的。他认为，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是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指南。制度通过对交换与生产成本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绩效。由于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一系列规则、非正规约束、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发生变迁的结果，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非连续的变迁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这是因为这些变迁是嵌入非正规约束之中的。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和“锁定”。这意味着，历史和制度均是重要的。他指出，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某种歧途，那么该国可能还会沿着歧途走，而不能摆脱这种路径“锁定”。要打破路径依赖或者锁定，需要引入新的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以改变激励结构，由此为制度变迁的转向提供动力。

诺思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属于其新经济史学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他认为，这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非常实质性的拓展，以阐明经济变迁过程的特点和本质。相比此前的研究，这种拓展体现在考虑社会变迁的特征、人类理解并作用于这种社会变迁的方式。因此，全书相应增加了许多演化论的内容。他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过程。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反，人类进化变迁的关键是参与者的意向性，是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的，而选择是根据这些感知做出的，这些感知能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过程中降低组织的不确定性。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感知来自于参与者的信念，即关于自身行动结果的推测。这一信念通常与他们的偏好混为一谈。人类对自身环境的感知与理解，来自当代和历史经验中衍生的心智建构。

2009年出版了诺思与瓦利斯和韦格斯特两人合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2009年春季，笔者曾在该书的发布会上作为第一人向诺思提问，请其解释这本书的方法论。诺思自认为，这本书已经完全脱离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全面采纳了演化分析方法。

在该书中，作者们提出，人类社会存在三种社会秩序：“原始社会秩序”或“自然国家”的秩序、“有限进路秩序”以及“开放进路秩序”。三位作者认为，理解人类社会在近现代发展的关键在于弄清从“有限进路秩序”到“开放进路秩序”的转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国家即25个国家完成了这一社会转型，而且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政治开放的发达国家。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处于“有限进路秩序”之下。

对中国的期望

中国的经济转型有赖于开放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开放影响人的观念，观念影响人的行动。因此，观念改变世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经讲过：“在长期，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短期，我们就是自己所创造观念的俘虏。”

诺思对思想的作用也高度重视。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在决定思想和意识形态有多大的重要性时起主要作用，而思想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以及做出选择的主观精神构想。

诺思生前曾经多次访华。2004年，诺思在庆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的研讨会上指出：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诺思相信，中国过去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未来将有更加光明的前途。笔者认为，诺思的相信是有道理的。不过，也需要更多国人去更多了解、体悟和运用诺思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以推进和实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