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时代的形而上学，经验派和理性派并立，互相争斗，似无止境、似无出路。此即为所谓“形而上学的困境”。
在康德看来，这一困境乃是必然的，是理性的“命运”——形而上学的课题（比如存在，比如世界的形成）是理性无法逃避的。但这个问题又不在它的能力之内（这里的原因在正文中应有交代），于是它不得不寻找帮手——一些原则、“公理”——并把它们纳入理性之中。但这过程中它过于粗率，那些原则并未经过考察，就得到了承认（采取这种态度的哲学家，称为独断论者），以至互相矛盾，把在这过程中形成的形而上学一块儿拽入黑暗之中，仿佛这门学科本身就是毫无希望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已露苗头。
在自然科学中，经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德把它比作“试金石”。地心说是怎么被否定的？通过教义问答吗？不，是依靠观测到的数据。日心说又是怎么建立的？通过空想吗？不，还是依靠观测到的数据，而观测到的数据就是经验。纵观自然科学史，总是经验推动着各种理论更新换代。新的理论之所以有机会出现，是因为人们发现了旧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如果多个理论并存，那无非是因为它们都无法完满地解释现有的经验。这也许也可以叫做困境，不过总归更有希望。科学理论最初都是假说，出错就在所难免，但有了经验这块试金石，就算出了错，也可以及时纠正。
而形而上学呢，由于它研究的问题“超过了一切可能的经验”，所以经验根本无法用来检验任何理论，因此一旦出了错，就无法纠正，只能一路走到黑。因此尽管独断论者意识到这样的僵局暗示着“根本错误的存在”，也没法把它们揭示出来，因为出问题的正是他们断言正确的东西。同时，一旦想要反思自身，也就很容易陷入休谟等人的怀疑论的迷沼中去，从而变成不可知论者，因为时人认为除了这两条路之外，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真可谓是进退两难。
康德打算开辟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即“彻底地”怀疑理性，对自己的理性做一个完整的梳理，考察那些逃过了考察的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未来的形而上学打下一个坚实的、非独断论的基础，以此从根本上走出形而上学的困境。这种考察正是一个批判性的工作，它既不是怀疑论的，也不是独断论的。怀疑论者对理性的能力抱有疑问，最终对它持否定态度：理性毫无用处。而康德则打算先是怀疑——他不像独断论者那样上来就确定什么，而是要小心地考察一切——而后则要给出判断：理性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它是如何可能的。康德认为他与怀疑论者的区别，在于他的方法是系统而完备的，是没有遗漏的，先研究什么、后研究什么，这之间的顺序是有道理的；而怀疑论者的方法太过松散，想到什么就研究什么，因此漏掉了好些东西，差之毫厘还要失之千里，是以怀疑论者最终也就陷在迷沼里出不来了。这就是这本书的任务，因此它叫做理性批判。更由于康德的目的是走出形而上学的困境，而形而上学是超越经验的，因此康德关注的并非与经验混合在一起的理性，而是去除了经验的理性，是纯粹的理性，因此，这个项目就叫做《纯粹理性批判》。
值得说明，所谓“纯粹理性批判”，所批判的并非是某一个学派、某一个人；而是把理性本身置于批判之中。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康德写作时，给自己提出了内容和方法方面的要求：内容方面，就是要完备而系统，而形式方面的要求有二：准确性和明晰性。前者是指，纯粹理性批判是未来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不容一丝马虎。康德的说法是，不能有一丝一毫不确定的“意见”夹杂在里面。也就是说，整本书都得是确定的、经考察无碍的真理。明晰性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哲学书里，除了理论，有时还要有实例来辅助理解。例子固然增加可读性，可是为免产生误解，还要花篇幅对它作出说明。例子多了，篇幅就长。康德认为理论已经要花去很大篇幅了，再加上例子实在太长；何况插入例子还有打断理论线索之虞，因此只打算加入最低限度的实例。纯粹理性批判复杂艰深，这一点显然居功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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