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比较与现代环境观的建立》资料全

《东西文化比较与现代环境观的建立》资料全

庄子《逍遥游》中的环境思想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听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东西文化比较与现代环境观的建立》8

老子《道德经》的环境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jiào）。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tuó yuè）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pìn），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chuǎi)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东西文化比较与现代环境观的建立》7

儒家的生态观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

宋张载云：“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诚”就是天德，“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通过“明”即可达到对“诚”之天德的把握，以实现天人合一。-转

《周易·大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道，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

荀子指出：“天有行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

董仲舒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

孔子认为人对万物应持一种同情的善待态度,否则就是不人道，所谓“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孔子家语·弟子行》）。-转

孔子指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

朱熹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孟子集注》卷十三）。

参考资料：任子鹏：《儒家的生态伦理》，求是理论网，2011年8月。

《东西文化比较与现代环境观的建立》6

《山海经》与古代环境观

"东三百八十里,曰狻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蝮虫,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鹿吴之山,上无草木,多金石。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是食人。”

《山海经.南次二经》：

“东南四百五十里，曰长右之山，无草木，多水。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

从柜山往东南四百五十里，是座长右山，没有花草树木，但有很多水。山中有一种野兽，形状像猿猴却长着四只耳朵，名叫“长右”，叫的声音如同人在呻吟，任何郡县一出现长右就会发生大水灾。

长右：或引做“长舌” ，与牲牲、举父均属于猿猴类。长右既是山名，也是山中怪兽的名字。据考，长右山约在湖南雪峰山中段。雪峰山脉主体位于湖南中部和西部，是湖南境内重要的山脉，长右山出此兽，故以山命名。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民不胜禽兽虫蛇。"

《海外南经》： "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天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

《大北荒经》记载"有叔歇国,颛顼之子,黍食,使四鸟:虎,豹, 熊。"

《孟子·藤文公上》记载:"当尧之时,天下未平,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遍 兽逃匿。”

"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日精卫,其鸣自 菽.是炎帝之少女,名日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夸父与日逐走,人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

《东西文化比较与现代环境观的建立》5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回答,是矛盾观的具体要求。站在新的时代起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庄严承诺,指引着我们向美好生态前进。”

有学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改造与被改造的支配关系，亦或是适宜与被适宜的从属关系?都不是，其实人与自然是和谐平等的合作关系。”

人类生命来自于地球自然的生命，地球是人类生命的起源、家园与归宿。人类生命与地球自然的生命共荣衰，共存亡。人类对地球上的自然环境及一切生命与自然，必取尊重与敬畏的态度，敬畏自然的生命即敬畏人类自已的生命。

人类存在于大自然，归属于自然，附着于自然。人类的能力来自于自然的能力，人类的智慧来自于自然的智慧，人类的生机来源于自然的生机。自然的繁荣带来人类的繁荣，自然的衰败导致人类的消亡。

《东西文化比较与现代环境观的建立》4

论“天人合一”

夏显泽：《从环境问题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转

最早提出“天人合一”是北宋张载，“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意思是，人性的善良是出于天的实理，故交相致，而明诚合一。这个“天”是张载所说气而生成的天，并不是什么唯心的。—转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天人关系论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其中,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日趋严峻,我国学者对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较多的回溯和挖掘工作,作了许多有益的思考。

然而,从环境问题的视角来探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涵义以及它对解决当今的环境问题的价值,学者们还很少涉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为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在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环境问题视角出发阐释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涵,并结合现实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实际状况,揭示其在思考和处理当今环境问题上的意义。

本文首先对当代环境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指出片面的自然观割裂了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的多种价值的统一,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

片面的利益观只讲局部利益,不讲整体利益,只讲眼前利益,不讲长远利益,导致环境恶化;

片面的发展方法基于对发展的片面理解,采取了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导致环境问题难以解决。

本文接着考察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力图从中发掘出有价值的思想。在概括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虽然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但从环境问题看,它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及自然界具有多种价值的和谐统一的自然观、整体利益重于局部利益及长远利益重于眼前利益的重义轻利的利益观、以生生不已为发展目的及以参赞化育为发展方法的发展观。

最后本文论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对解决当今环境问题的意义:它有助于人们深化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及自然的多种价值的统一性的认识,有利于人们确立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确立辩证统一的利益观;有助于确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在注重发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所蕴涵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其历史的局限性,并认为需要将其思想精华与现实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水平、发展需求等等结合起来以解决环境问题。

《东西文化比较与现代环境观的建立》3

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意欲自为调和”，以达“持中公允”的境界。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的精神”。西方文化不同，不是“持中公允”的文化，而是竞争亢进的文化。不是“意欲反身”的文化而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的文化。

梁漱溟认为对于人的“意欲”的不同解决方法决定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的不同走向，也开出了不同的花果。

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外发力的文化，对于意欲的解决也是向外和向前要求，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

印度文化（佛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是一种禁欲的态度。（吴嘉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读书笔记）

而梁对何为西方化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的“Democracy”和“Science”为异彩的文化。以此为基石，梁开始完全展开他对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探讨和比较。

“向前要求”的意思是说，当西方文明面临欲求、短缺甚至即使是安定等等的状态下，他们的观念永远是向前、去求取、去扩张、去挑战的，即使是他们的语言文字，也是字母越接越长，而不是像我们在有限的方格里笔画越堆越多。从探险到航海，再到后来的“星球大战”，这种一心向外向前的观念贯穿在西方文化始终。

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求得个人心境与外部的一个调和”，是自足的、自得的，没有西方截然的主客两分的思维范式和对立感，总觉得个人与外部是统一的，即“天人合一”。

印度则是“彻底放弃的、一味向后的追求精神”，几乎彻底失去念想，认为生活即是受苦，大乘佛教里的苦行、禁欲、转世，都是推崇来生的那片极乐净土，而在实际生活里完全一任向后而回避需求。

《东西文化与现代环境观的建立》

资料2:李大钊、胡适关于东西文化比较的观点

李大钊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如此等等。

世界文化可分作动的文化与静的文化。西方是动的，东方是静的。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究其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相异。文明之主要舞台在欧亚大陆，在此大陆中央有一条绵延的高地，其不为南北走向而为东西走向。高地阻隔了南北的交通，形成人类文明的两大系统：南道文明与北道文明。

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寡，“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

东西文明必将相互调和，李大钊期待人类之彻底觉悟之日，无论东西皆发生吸取对方文明的欲求，由此互补长短，“世界文明始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之日”。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胡适认为，东方人为求感情上的安慰，专靠信心（faith）而不问证据，不惜牺牲理智的要求，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净土，信地狱。东方文明中缺少科学。科学并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只要求一切信仰须经得起理智的评判，须有充分的证据。没有证据者，只可存疑。

精神与物质是不可分的。物质丰富了，不再把全部精力放在求生存的方面，就有余力满足精神的要求。有多高的物质水平就会有多高的精神水平。“仓廪实而后知礼节”，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要求，其满足人类心灵的程度，“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胡适：《胡适文存》3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页。]

胡适强调：“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以前因为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以此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因受欧战的影响，一部分西洋人对近世科学的文化起厌倦的反感，本来这是一个病态的心理，却得到中国的欢迎。[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胡适：《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

胡适到了哈尔滨，看到道外有人力车，道里只见汽车与电车，不准人力车拉客。他大发感慨：“这不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结点吗？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这是我的一大发现。”[胡适：《再造文明——胡适随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胡适认为：

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绝不是唯物的文明。[胡适：《胡适文存》3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0页。]

《东西文化与现代环境观的建立》

资料1:杜亚泉关于东西文化比较的观点

杜亚泉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深思熟虑的思想者。他对东西文化的比较有其独到的见解。

在著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就东西文化比较提出以下的意见：

1、西洋崇尚“竞争与胜利”，放任个人自由，“凡图谋个人利益，主张自己之福利，享用自己之财产皆视为正当而不能加以非难”，而中国反对竞争，“不崇拜胜利，而且有蔑视胜利之倾向”。

2、西洋文明重人为而轻自然，一切以人力经营。东洋及我国反之，重自然而轻人为。一切皆体会天意，遵守天命而从天理。

3、西洋文明主张向外求生活，东洋及我国向内求生活。西洋崇尚源源不绝之社会活动，其文明建立于繁复的人际交往之上，紧系于社会。东洋及我国不喜活动，安己守分，其文明生长于个人及家族之中，不及于社会。

4、西洋社会为团体社会，因团体力量而求社会竞争之胜利，而东洋及中国无所谓团体，凡省、县、城镇仅为行政区划而已。中国历来无国家理念，唯有天下思想及华夷观点。（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3卷10号（1916年10月）。）

杜亚泉生平、著作

杜亚泉1873年生于浙江会稽县。他的父亲十分重视培养他读书，盼望他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16岁中秀才。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教员，同时创办《亚泉杂志》半月刊。1903年，返绍兴与人创立越郡公学。翌年秋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历时28年。他主编《东方杂志》，坚持科学的立场，主张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的最后结合。1933年杜亚泉在家乡逝世。留下著作《人生哲学》、《博史》、《杜亚泉文选》等，并译有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