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先跟她就谈不拢，娃子一死，还有什么？她也吵，我也吵，就离了婚。屋里剩下两个老人家，还有个傻瓜姑娘。那时候离婚蛮少见，人家说我克妻、克子，没人跟我介绍了。
文 | 普玄等著
-01-
我给国家搞了三十年的大型工程
我祖上都是农民，住着土巴屋，睡着土砌的床。8岁启蒙读书，上私塾，没钱，读得断断续续的。后来屋里缺劳力，不读了。
1953年，我19岁。那时候大家都出工，我也一样，出门修车水沟水库。以后又做过琵琶咀水库、吴山水库、花卢沟水库、黑屋湾水库，还到襄樊、谷城、丹江口做水库。那时候轮着做，做半个月，回来，种地，抢工分。好了，又轮，再去。一直到1979年、1980年，才没轮了。大点的水库都做过了，就是矿上我没去。我还修过汉丹铁路，儿子开华，就是修铁路的时候没有的。
光车水沟水库，我就做了两巡。
十九岁第一次去，挖放水沟，我当计工员。日里跟他们一路出工。那油、米随你吃。我的锹好些，光铲那个窝头，要铲得光溜。他们挖呀、挑呀，天天那个样，做了20天左右。那时候工地上抽水的车，只一台，烧柴油。抽水机坏了，就架水车来抽。水抽到沟里，好淘沙。
隔了十几年，车水沟冲翻，堤打坏了，我又去做了一巡。码石头，也炸沟中间的石头。要码整齐，码在车水沟的脚下，怕把河堤冲歪了。你码的方数完成了，就休息。这回时间短些，一个多星期。
还有黑屋湾水库，我也做了两巡。
1957年做第一次。全县统一做堤，有蛮大的轧土机，都是磙子，杵着这么长这么粗的铁桩。从上面轧一趟，泥巴就轧烂了。再用石头磙，八个人一起。那土，从唐河脚下拖过来的，用雨布盖着。正当中用水泥淋一米宽，两面都是倒的土。用磙子轧，用硪打，再用大杵头机轧。我们在外面做工，数那个堤做的好。
1973年，我在黑屋湾，又做了一年多。黑屋湾的溢洪道在西边一个山垭子里，小了，怕涨水，把库堤冲倒。只得再挖，弄水泥淋，做提水道。大队没有干部在那儿，我是会计，就留那儿，验收炮。我领炮药，领导火线，管放炮，又管出工。一个劳动日，十个工分，只两、三角钱。扣了春上的口粮，下秋的口粮，还有在生产队支的，剩下的才能拿。人多的家，一年才进得一百块钱。我只刚刚够本。
回来了，又要出工，去做琵琶嘴水库。那修堤的人多得没数，全县的人都在那儿。
然后做吴山水库。我主要挖土，还有打硪的，钳土的。我有个大表叔，中午吃饭，还给馍馍我吃，黑了，我们下班，喊他上班，他一觉睡死了，脑出血吧。吴山，我换了五、六次都不止。第二回去淘沙，脚皮都淘破了，河里的沙磨脚呀。第三回挖土，后面就不记得了。
我还做了花卢沟水库。换了两、三次，也是挖石头，送石头。那时候不够吃，做活儿的人，一天只补一分钱，吃盐都不够。我总是装七、八斤酸白菜，整点酸腊菜，再带一小坛儿臭豆腐去。
后来又在襄樊做，钱多一点，一个月补十七块钱。把餐一加，节省点，能落下十块钱。丹江那里更强了，一个月几十块钱。最后去的谷城，屋里老人家死了，留下个傻瓜姑娘，别人攀着我，非要我去。简直没办法，姑娘做的工分保不住她。
-02-
儿子得的是个小病，拖死了
我娶过两个老婆。
1950年土改，我第一次结婚，跟同村的陈道凤。她齁，结婚几个月就死了，没添儿女。54年又说婚，安南山的，姓靳，小我两岁，属鼠。55年添了一个男孩，57年又添了个姑娘，我儿女双全，心里蛮高兴。姓靳的人不能干，屋里屋外都不行。她不会收拾，像我们男的衣服，不怎么洗。做工分也不行，按女的比例，人家做八分，她只做五、六分。那时候跟她闹的意见很多，我存在心里，为了娃子着想。我问过儿子，我说，开华，你喜欢不喜欢你妈？他说喜欢。我就忍着。
我现在眼睛一闭，就想起儿子开华，要是不出工修铁路，他不得死。
1958年，我在大队当会计。我文化有点缺，搞不来。九爹在环潭、唐镇那边放大炮，是个头头儿。我就写信。他说，想来就来嘛，抵队里的工。我就来了。
我到了龙沟，离唐镇一、两里路，在那儿的黑龙口放炮。那属于铁路上的。放的都是小炮，炸青石，十来个人。那时候修铁路，都是分散，一段一段地修。我们坐帆布小包车去的，在华宝山啊，万福店啊，到处参观。
后来又到随州油枕木。火车路刚刚修好，路基还没有铺规，沙到处散着。去了就是油呀油。从淅河石岗，油到随应桥，油到唐镇街上去了。分两班，三十多个人，搞六个钟头。人家都把我们当开车的师傅，蛮羡慕我们。那时候汽车师傅很宝贵。
我们油两道。这边搁个桶，支着大锅，高温火烧，烧沥青，你不烧到高温，冷了，就刷不上。那一边还有一桶，是福尔马林、硫酸锌这些家伙，是给枕木防腐的。枕木分一类枕、二类枕和三类枕。一类枕是用梨树、棕树做的，四四方方的，砍好了拖过来，有专门的木匠加工。二类枕、三类枕就差点。我蛮聪明。别人两个人搭钩子，我一个人。他们两人刷，你刷他不刷，容易把枕木挠斜了。我一个人，站正中间，旁边两个人，一刷子递过来，一刷子递过去。拎油，送油，蛮快。这头是钩，那头是款，你站到上面，恰恰好。油好了，换个边，再油。我们穿着公家发的黄布衣服和手套，用不到三天，就脏了。枕木脏死，那里头有防白蚂蚁的东西，好大的气味，简直把人薰垮。我们那么好的小伙儿，身体都不中了。它比现在的油漆气味大些。
我们还抬钢轨。他临时需要几个人，把我们喊过去。铁路局有老师傅，这边站十个人，那边站十个人，一起抬。
住的话，在民房里。谢家寨那一趟儿，我老跟老汪搭班。我有烟，老汪好吸烟。我跟民房的主人说，同志，我们油枕木，在你这里打扰一下。那时候村里都开过会了。主人就说，我这屋就这么宽，你看能不能住下？有的屋住不下，挨着鸡笼睡，挤到猪栏旁边睡，什么我们都睡过。
在两水沟，就住在仓库旁边的小屋儿里。如果找不到民房，把枕木一码，选一类枕，跟砌墙一样，排好，竖好，面上再钉牛毛毡。一个棚子能住三、四个人，大家散着住，遇到哪儿住哪儿。就是到随州来了，也是这样。那时候没起屋，路没有修好，地下都是挖的坑。
搞了一年，枕木油好了，组上又派我，带几个人清枕木。夏家塆呀，徐家河呀，环潭这一趟，都清好了。又倒炉管，最后的七、八里，就是牛家塆，我们又油枕木和倒炉管。
我的开华是1961年死了。那时候生活蛮差，过年了，我想等上面分两斤黑糖，带回去给娃子们吃。等了好久，没等到。我记得出门的时候娃子在咳，就想，止咳糖浆不是甜的嘛，糖没搞到，就买糖浆。好，初一回家，娃子正在掉气，身上还是热乎的。我还是误撞回来的。我问原因，娃子妈说是出天花还是什么鬼。我说，怎么不跟我说呢。她说，没得多大的事，治一下就好了。我妈信迷信，娃子脑壳疼，这样治那样治，就是不去医院瞧病。我说，你怎么不管呢？你到随州来找我啊。她说，没有钱。我说，你要饭也要到随州来吱个声啊。我的爸爸妈妈，总想我在外面搞好点，怕耽误我，总跟她说，不要紧，信一下迷信，送一下，瞧一下，就好了。娃子拖狠了，拖死的。病了半年哪，她都不托个信，要是我在屋里，娃子不得丢。
我原先跟她就谈不拢，娃子一死，还有什么？她也吵，我也吵，就离了婚。屋里剩下两个老人家，还有个傻瓜姑娘。那时候离婚蛮少见，人家说我克妻、克子，没人跟我介绍了。
铁路上有个左科长，他说莫怄气，你年纪轻，好好儿地搞，我把你们这些好点儿的小伙儿，留在这儿，当铁路工人。那时候王县长管粮食供应。左科长就跟王县长说，叫王县长活动下，把计划拨到铁路局里来。我听到王县长说，老左呀，这不属于我们管，我们的责任，是把铁路修通，计划，归铁路局管。我听到了，觉得不对，等不住了，我要回去。
我家里的老人那时候不能劳动，屋里老的老，小的小，都在饿肚子。我思想开了小差，就要回去。他们不准，说，你是路上来的，要交到你们路上。他要是交到肖店，也好，他交到淅河。我是安居肖店人，交到淅河，那怎么搞？我就偷着跑。我的守益叔，他在粮食局，我躲到守益叔那儿去了。他们寻不到，我搭车回去，把被子、箱子偷偷挑回去了。
-03-
吵了上十年我才进福利院
离了婚，负担就大了。1962年、1963年，我糟糕了，日里在队里搞生产，晚上，趟北风干活，才能把生活维持着。
1977、1978年，我在茶庵做大转塆工程。四月份，去出工。我妈喊我，代船啊，我刚才差点死了，上气接不住下气。我说，那里不有水嘛。她老是咳，活儿多，累狠了，我要她喝水润下嗓子。第二天，在工地上，队里人带信，说我妈死了，我硬是不相信，丢了铁锹朝屋里跑。
我的姑娘，越长大，毛病越大。走路不稳，老是摔跤，后来得了羊角风。有一年到我妹妹家去，路上，她遇到外症，不晓得遇到了什么鬼？瞎说，胡说，不正常。她蛮大了才嫁到车岗三大队，添了个外孙。外孙1980年的。女婿能吃苦，这也做，那也做，养着我的姑娘，一直养到外孙接媳妇了，姑娘才死。
好，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1983年，田地到户，我分了接近五亩多田。一个人过活，蛮赶忙，没得换手的人哪。喂了三头猪子，十只鸡子。队上分的有牛，有农具。我早上五点多起床，去瞄一下田里，把菜寻好，择好，洗，弄饭还要算时间。烧的土灶，慢。煮饭、蒸饭的时候，去喂猪子。煮好了，饭捞了，再去喂猪子，猪子喂好了，才去吃饭。吃完饭要插秧，中午回来，一点左右，屋里冷火秋烟的，自己把火烧好，饭才吃得到嘴。下午在田里搞，还要放牛，忙完了，晚上七点多才回来烧火吃饭。
吃了饭，就松散点，再去田里，挑七、八担草头，把下午没挑完的挑完。一个人，没得帮手，什么都靠自己，简直没有时间打麻将、聊天、玩，除了劳动还是劳动。天天劳动，也没搞到几个钱。
有一年，我杀了三头猪，碰到一个老伙计，守葵，他有工作，在襄城机械厂，一个月九十块钱，收入算高的。他说我强些，要我待客。我说，那我怎么没攒到钱呢？他问我，猪子一只杀了多少斤？我说，一百五、六十斤。鸡子喂了多少只？十五个。春上打一、两千斤麦子，下秋打二千六、七百斤谷，拣的有棉花。他跟我算，一年搞的钱，跟他差不多。
那怎么差不多呢？我是毛收入，他是净收入。我猪子卖不出去，腌在缸里，墙上挂好多沉肉，吃不完。我要买肥料，买种子，买农药，交三提五统农业税。土地费那个时候高啊，越种越穷。
到了1994、1995年，光天干，我饿肚子了，想出队上的工，他们嫌年纪大了，不要。我就吵，要加入五保。队里不同意，他们说，得他们自己摊钱。
1997、1998年，我把土地减少了，才两、三亩。我就说，土地税恰好八百块钱，我不交，把这钱，当五保补助。当时五保补助是800块钱。就这样欠着，欠了两年。队里换了个领导，他也卡着，不批。他说你年轻不交土地费，老了要五保，没有这个道理。我说书记，多大叫年轻？我翻六十岁的坎儿好多年了，你不跟我五保，我就不交。
我那时候想，种点田，不交土地税，够得住800块钱就算了。好个鬼，牛死了，种不动了。我又吵五保。吵了好几年，2002年，民政局有个姓李的，跟我打电话，他说现在国家抚养了，不要小队负担。生产队才答应，才把五保吵到手，是散养的五保。
在家过了一年，听说有老人集中在贩上福利院养，我去找，他们不同意。我有个心病，怕死了没人管，去了贩上，就不愁了。我到处打听，找熟分人。院长问我，会不会喂猪子？我说喂的好得很。结果来了福利院，又没要我喂。
我在贩上福利院呆了两年，2006年转到安居福利院，它刚刚成立，条件好些，我蛮高兴，编了一首顺口溜，他们说，还骚押韵。
“吃的是新鲜菜，每个星期五聚餐，
一天三次新鲜饭，又有稀的又有干，
住的是楼房，穿的是新衣裳，
两床被子，大衣、袄子还不算。
病了送到卫生院，派一个人照管和送饭，医疗吃药不要钱。
要是死了也不怕，侄儿和侄女拉回去办，补贴八百块。
没得侄儿和侄女，福利院出一千六百三。
剃头不要钱，卫生纸、洗衣粉不要钱，
有人抹牌，有人陪到去荡路，生活过得蜜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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