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朝堂之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史书中，这起事件被描述为一次正义与反动的对决，忠于汉室的元老功臣，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果断决绝的雷霆手段挫败外戚势力的谋反企图，从而维护了大汉正朔。主谋者陈平、周勃等人，也一直以正面的形象为后人所敬仰和传颂。
这起事件，就是所谓的“诛吕安刘”之变。
然而，它是否真如史书中记载的那样，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勇气和光明的故事呢？
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要详细地考察整个事件的起承转合，我们还得从吕后的遗诏说起。
一、奇怪的遗诏
公元前180年，用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是在西汉初期的高后八年。这一年秋七月，一代政治女强人、刘邦的原配吕雉，即大家所熟知的吕后，在长安未央宫病逝。
自从西汉的第二位皇帝、刘邦和吕雉的儿子、汉惠帝刘盈登基以来，吕雉以太后的身份执掌国柄，其八年的执政成绩得到了后世史家的高度称赞。在吕后的坚强领导下，历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从凋敝破败、百废待兴中慢慢缓过劲来，大汉朝上下齐心协力投入经济建设，实现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也为两汉四百年江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史书记载，吕后去世之前留下遗诏：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汉书·高后纪》
此诏书初看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认真推敲，则不免让人有些疑惑。一般来说，赏赐群臣、大赦天下这种市恩买好、笼络人心的事情，一般都会留给继任者来做，以便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树立新帝的良好个人形象，如《汉书·惠帝纪》所记载，刘邦去世之后，“太子即皇帝位，……赐民爵一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史记·孝景本纪》记载，汉文帝去世后，景帝继位，“元年四月已卯，赦天下。乙巳，赐民爵一级”，等等。而吕后则是在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抢先把好事提前给做了，难道她如此在乎自己的名声，希望全国人民在她身后也要时刻铭记着她的好处么？
要解答这个疑惑，我们必须来分析一下汉初的君臣关系。
我们知道，汉高祖刘邦是布衣出身，当年手提大宝剑组织抗秦武装革命斗争的时候，身边聚集了一帮苦出身的穷弟兄。而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加入刘邦集团，形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历史学家李开元先生根据刘邦集团发展壮大的时间线，以成员所来自地域之不同，将其归纳总结为丰沛元从集团——砀泗楚人集团——秦人集团——多国合纵集团等四个不同发展阶段。
而革命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是整个刘邦集团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是刘邦一个人的丰功伟绩。
因此，不同于秦始皇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的中央帝国，汉朝初期的政治模式，是皇帝刘邦与其手下的功臣集团“共有、共享、共治”天下的形态，刘邦所享有的皇权，是一种相对有限的皇权。这种“共有、共享、共治”的政治模式，从高帝十二年刘邦在去世前一个月所颁布的诏书中也可以看出来：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汉书·高祖纪》
这种新型的政治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刘氏家族——功臣集团二元结构政治模式。在这种二元模式中，刘氏家族和功臣集团之间不仅有“共有、共享、共治”的合作关系，也同样有相互矛盾和相互斗争的地方。功臣集团有对权益分配的更高要求，刘氏家族亦有对皇权受到功臣集团挑战的担心和忧虑。在同一封诏书中，刘邦提到，
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无）负矣。 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一方面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功臣集团“不义背天子擅起兵”的担忧，并对此提出了严正警告。
在这种即合作、又斗争的形态下，汉初政治形成了一种平衡，天平的一端是刘氏家族，另一端是同样握有强大实力的功臣集团。而吕氏家族，则作为刘氏家族的附庸存在着。
二、制衡之术
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病逝，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
刘邦的病逝，改变了原来的权力平衡状态。刘盈柔弱宽仁，显然不足以填补刘邦身后的权力真空，不足以慑服强大的功臣集团，主弱臣强，吕后感到了严重的危机。
刘邦还没出殡，吕后就找老相好审食其商议：“诸将和先帝原来都是一样的老百姓，身为人臣，心中很不满意，如今又要侍奉少主，如果不把他们全部杀光，恐怕天下不安。”
吕后已经预感到，平衡的打破，对大汉政权，对刘盈和吕氏家族的人身安全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要消除这种威胁，就必须想办法形成新的平衡，或者干脆使皇权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尽诛功臣的确是办法之一，一千多年后的朱元璋就直接将功臣宿将尽数杀光，以确保大明江山的巩固。
然而不知怎地，消息却走漏了出去，传到郦商耳中。郦商是郦食其（刘邦集团著名的外交家和辩士）的弟弟，战功卓著，他感觉事情不妙，赶忙找到审食其，劝他说：“如今陈平、灌婴率军十万驻守荥阳，樊哙、周勃率军二十万平定燕、代，他们如果听说太后尽诛诸将，则必定领兵杀入关中。内忧外患，亡国是早晚的事情了。”
吕后要尽诛诸将，是因为恐惧于功臣集团所拥有的庞大实力，而恰恰又是这种实力之存在，使得吕后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动手。消灭功臣集团的收益无疑是巨大的，然而风险同样巨大，就像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况且所谋之事已经泄露，功臣集团肯定有所准备，郦商的话相当程度上就代表了功臣集团的态度，吕后反复权衡之下，自认为没有必胜之把握，只能放弃了这个方案，转而寻求建立新的权力平衡，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除此之外，吕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在执政的十五年里，吕后殚精竭虑，如履薄冰。除了勤于政事，她的目标就是要搭建一套新的权力制衡体系。刘盈一脉必须成为这套体系的核心，吕氏家族则是拱卫核心的重要力量，另外，只要利用得当，刘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可以成为制衡功臣集团的重要砝码。总的原则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为此，吕后重点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果断铲除威胁帝位的危险因素以及任何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人。
惠帝元年十二月，吕后设计杀死赵王刘如意。如意是戚夫人所生子，刘邦对这个小儿子十分喜爱，生前多次想废掉刘盈的太子之位，改立如意，后因为张良、叔孙通等大臣的竭力劝阻才没有下定决心。刘邦死后，吕后视如意为刘盈帝位的挑战和威胁，为了巩固刘盈的地位，势必将如意除之而后快。
惠帝二年，齐悼惠王刘肥入朝。刘肥是刘邦的外妇曹寡妇所生，虽然是庶出，但年龄比刘盈大，吕后把他也看做威胁，在举行宫廷宴会时意图将之毒死，幸而刘盈出手把刘肥保护下来。事后，刘肥主动认怂，把自己封国中的城阳郡献给吕后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作为汤沐邑（即收取赋税的私邑），这才博得吕后欢心，逃过一劫。
刘盈死后，吕后立刘盈长子刘恭为帝。刘恭是刘盈和其他妃嫔所生的儿子，因为刘盈的皇后张嫣（鲁元公主的女儿，刘盈的亲外甥女）无子，故将该妃嫔杀之，将刘恭过继给张嫣为子。高后四年，刘恭了解自己的身世后十分愤怒，发狠说：“我现在还小，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报仇！”吕后担心之下，立即废掉刘恭，之后又将其杀死。
在维护自身权威方面，吕后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二是分封宗室子弟，巩固刘、吕联姻，培育发展吕氏家族的力量。
刘盈是吕后唯一的儿子，在吕后的计划中，大汉江山必须在刘盈一脉传承下去，惟其如此，才能确保大汉皇帝的血管中始终流淌着吕氏家族的鲜血，吕氏家族亦将和刘氏家族一起伴随着大汉的国祚绵延千秋万代。为此，在刘盈去世之后，吕后除了立刘恭为帝之外，还立即对刘盈的其他几个儿子进行分封：刘疆被封为淮阳王；刘不疑被封为常山王；刘山被封为襄城侯（高后二年刘不疑死去，刘山改封常山王，改名刘义；高后四年刘恭被废，刘山被立为帝，改名刘弘）；刘太初封为昌平侯，后改封为济川王、吕王、梁王；刘朝初封为轵侯，后改封为常山王；刘武初封为壶关侯，后改封为淮阳王。
与此同时，吕后还大力促成刘氏家族和吕氏家族的联姻，力图把两个家族打造成为同呼吸共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我们所能见到的记载就有：刘邦的儿子刘友，“以诸吕女为后”；刘恢，“以吕产女为后”；刘盈之子、继刘恭为帝的刘弘，“以吕禄女为帝后”；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以吕禄女为妇”。可以确定，这些政治婚姻都是吕后一手包办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刘、吕政治同盟，或者更直接一点说是为了巩固吕氏家族在朝廷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不过这一招显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刘友、刘恢对吕氏之女相当不满意，吕后大怒之下，刘友被幽禁饿死，刘恢因抑郁而自杀。
作为吕氏家族的主心骨，吕后为了吕氏子弟的成长进步也是费尽了心机。吕后有两个哥哥：大哥吕泽，二哥吕释之，早年都跟随刘邦征战四方，战功累累。吕泽受封周吕侯，吕释之受封建成侯，但二人分别于高祖八年、惠帝二年去世。为了照顾哥哥的子嗣，吕后封吕泽的儿子吕台为郦侯，吕产为交侯；封吕释之的儿子吕种为沛侯，吕禄为胡陵侯；又封姐姐的儿子吕平为扶柳侯。刘盈死后，吕后开始推行更为激进的分封计划：改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台之子吕通为燕王，直接违反了刘邦当年与功臣集团所共同签订的契约“白马之盟”；又封妹妹吕嬃为临光侯，家族中的其他吕氏子弟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通过一系列的分封活动，使吕氏家族从经济上、政治上都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形成了极为庞大的外戚集团。
三是对功臣集团继续采取怀柔政策。
前文提到过，吕后忌惮于功臣集团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曾经动过斩草除根的心思，最后还是理智地放弃了。这一方面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另一方面她也知道即使成功，也必将大伤朝廷元气。更何况，她也确实需要功臣集团帮助她一起治理天下，帮助大汉江山从战乱的痛苦中摆脱出来，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在这种十分矛盾的心情之下，她选择了相对容易、也相对温和一些的做法，那就是：继续按照刘邦的既定政策办。
首先，吕后严格按照刘邦临终时的嘱托，在萧何身故之后，先后任曹参、王陵、陈平为丞相，任周勃为太尉，确保了各项政策制度的延续性和政局的基本稳定。
其次，吕后继承了刘邦在世时封赏功臣的做法。根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的记载，在惠帝和吕后时期，汉政权追封“高祖时遗功臣”，前后封高祖时功臣及其后嗣共十九人，使得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无一遗落。
更为重要的是，高后二年春，吕后以皇帝名义下诏书：
高皇帝匡饬天下，诸有功者皆受分弟为列侯，万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于久远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谊，施后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其与列侯议定奏之。
这封诏书的意思大体是说：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功劳的人都得到分封，百姓安定，受到恩德。我考虑到年代久远，功劳会被湮灭，不能尊崇大义，传之后世。现在想以功劳的大小为次序，将功劳簿藏于高皇帝的祠庙之中，代代相传，子孙都能承袭功位，请你们拟出方案上报。
这是吕后在刘邦既定政策的基础上的新发展和新突破。从此，功臣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以法定方式固定下来，朝廷从国家层面承认了功臣集团在政治生活中特殊地位的长期性和延续性。只要汉祚存续，则功臣集团为建立大汉所立下的功劳就会被朝廷和天下百姓铭记，就能一直享有应得的利益和特权。这无疑给这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通过种种安排运作，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新的权力平衡体系已经慢慢建立起来了。虽然刘盈一脉的龙子龙孙尚且年幼，吕氏外戚集团的根基也还并不是十分牢靠，但假以时日，一个稳固的内廷总能够成长壮大到足以与功臣集团相抗衡。
而随着时间之河的流淌，老人们终将逝去，在新的时代里，没有功臣。
至此，我们也终于可以知道，吕后为何还要在遗诏中赏赐群臣，这是她为了安抚功臣集团所作出的最后努力。
三、功臣的忧虑
吕后“以空间换时间”的计策，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但是却存在两大致命的问题：第一，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功臣们在老去，吕后也同样在老去，吕后要和功臣们拼时间，她并不占优势；第二，这条计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横亘在君臣之间的那道不信任之墙，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曾几何时，刘邦和他手下的这帮兄弟们，一起上过山，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这种在血与火中磨炼培育出来的革命友情，应该说是能经受得起任何考验的，但是，就算是刘邦最亲近的老弟兄，也不免被他猜疑，被他开刀。就拿他的连襟樊哙来说，从他斩白蛇、在砀山做强盗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开始，樊哙就一直不离刘邦左右，水里来水里去，火里来火里去，可以说是最铁的铁哥们。项羽设下鸿门宴，若非樊哙拼死相救，刘邦说不定早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了，连太史公他老人家都说，“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然而，刘邦晚年时，就因为旁人进谗言攻击樊哙与吕氏结党、欲对戚夫人和赵王如意不利，刘邦就立刻勃然大怒，下令让陈平将正带兵征战在外的樊哙立即处死。
如果不是陈平多了个心眼，樊哙就只能去阎王爷那说理了。
再说“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也是刘邦老乡、元从功臣，刘邦革命成功以后，以萧何功劳为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恩宠一时无两。可是刘邦晚年时又对萧何产生了极大的疑心，逼得萧何不得不大肆购买田地以自污，这才逃过一劫。
更不用说刘邦迫害残杀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之事了。
吕后当然也好不到哪去，太史公他老人家也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高级技术发明出来之前，革命成功后诛杀功臣正是巩固皇权、维护统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汉初皇族与功臣集团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也使得以刘邦为首的皇族对强大的功臣集团充满戒心，因此，抛开道德层面的因素，刘邦夫妻俩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可以理解，但是对诸多其他的功臣来说，难免对刘、吕产生极大的畏惧：萧何樊哙尚且如此，我等又何以自处？
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如野草一般疯狂滋长起来，就再也无法完全消除。即使是吕后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保持政治平衡、缓和矛盾，对功臣集团采取怀柔政策，也无法让功臣们彻底放心。
过去那些在血与火中甘苦与共的日子，不可能再回来了。
正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悄悄开始行动起来。
在吕后面前，他们仍然保持着绝对的尊重和服从。惠帝死后的高后元年，吕后“议立诸吕为王”，征求右丞相王陵的意见。这件事严重违反了刘邦在世时与诸功臣所定的“白马之盟”，王陵是个耿直之人，当即表示反对说：“高祖在世时，曾与诸大臣以白马之血订立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太后您要立吕氏为王，这不合盟约的规定。”吕后很不高兴，转而征求左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的意见，此二人回答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对吕后封诸吕为王的想法表示了坚决支持，即使打破了“白马之盟”的誓约也在所不惜。正是有了他们大力的支持，吕后才能下决心追封她的大哥吕泽为“悼武王”，继而又封其他几个吕氏直系子弟为王。
但是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潮已然涌动。
王陵在吕后面前据理力争，散朝之后，他十分愤怒地找到陈平和周勃，责备道：“当初和先帝一起刑白马立誓的时候，你们难道不在场吗？如今先帝去世，太后以女主的身份临朝称制，要立诸吕为王，你们要顺着太后的心意而背弃盟约，将来有何面目在地下与先帝相见？”陈平、周勃却道：“在朝堂之上当面同主上据理力争，我们不如您；而将来保全社稷，安定刘氏的后人，您不如我们。”
要知道，这时是高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距离惊天之变发生的高后八年还有整整八年时间，陈平周勃等居然能够神奇地预言八年之后的历史走向，如果不是未卜先知，那我们只能作以下判断：以陈、周二人为首的一股势力，早就在悄悄地做着准备了！
《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王陵因诸吕封王之事得罪了吕后，被改任为太傅，之后，左丞相陈平升为右丞相，吕后的老相好审食其任左丞相，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审食其任丞相后，“百官皆因决事”，即政事皆由他来做主，陈平却不以为意，安之若素。
此前陈平曾奉刘邦的命令去捉拿樊哙，吕嬃（即吕后之妹、樊哙之妻）因此怀恨在心，多次在吕后面前进谗言道：“陈平担任丞相，却不处理政务，就知道每天喝酒，玩弄妇女。”陈平听说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任。吕后得知陈平情况，心下窃喜，对她来说，一个不贪恋权力的丞相才是好丞相，陈平懂得进退，当然再好也不过，至于醇酒妇女这种小节，何足挂齿。
然而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吕后称制，诸吕擅权，陈平十分忧虑，害怕祸及自己，因此在家中隐居。陆贾到陈平家中请安，见陈平忧虑，一语道破陈平所担心的是诸吕擅权、皇帝年幼，力劝其与周勃勾连，以待大事。陈平深以为然，与周勃暗中往来，建立了十分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陆贾还利用陈平提供的巨额金钱，在公卿大臣之间进行游说，其游说的内容，则一定是为了建立反吕政治同盟。
由此可见，陈平表面上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暗中却始终在积极筹备大事。这件大事，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创造合适的机会，将诸吕一网打尽。
问题的关键在于，陈平此举，并不是为了国家和社稷的安危着想，而是为了自己的安危。在他的心底，始终深深地隐藏着对吕后本人，进而延伸和扩展到对吕氏家族全体成员的畏惧和担忧，他害怕有朝一日诸吕坐大，会对自己下手，因此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出击。
他的想法，代表了功臣集团的主流想法。
四、临终的布置
其实，吕后对功臣集团的行动，也并非毫无觉察。
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她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刻的洞察力，既善于把握全局，也善于抓住细节。功臣集团背地里搞的小动作，要想完全瞒住她，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唯有尽力地壮大刘盈一脉和吕氏家族的政治实力，并且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长久一些，守护着己方的政治力量完全成熟，到了那个时候，新的政治平衡已经形成，功臣集团的威胁就会大大减轻，以至消弭于无形。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高后八年三月，吕后外出祭祀，回来的路上经过轵道（长安附近的地名），居然被一只象黑狗一样的动物在胳肢窝给抓了一下，该动物突然间又消失了。找巫师来占卜，说是刘如意作祟。从此，吕后就因腋伤生起病来。
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史记·吕太后本纪》
这件事，怎么看都觉得有一股十分诡异的气息。吕后是当局的最高执政者，出行时护卫森严，又坐在四周封闭的马车中，竟然会被一只黑狗闯入，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我们假设这条史料是真实可靠的，那么排除了如意作祟这种怪力乱神之事后，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确实有一只黑狗绕过了森严的防卫闯入了吕后的马车，吕后举臂格挡，腋部暴露，被抓伤，该黑狗于众人慌乱之中趁乱逃跑；第二，有人买通了守卫，故意将一只黑狗放入。到底是什么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但是以常理来看，发生第一种可能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管怎么样，吕后因此而生病，最后因此病而去世，则是不争的事实。
后世亦有史家据此推断，吕后可能是死于狂犬病。
过了四个月，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吕后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重，这时，她开始为身后之事做准备，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执掌北军；任命梁王、太傅吕产执掌南军，并且把他俩叫到跟前，专门交待：“高皇帝安定天下之后，与诸大臣立下盟约，说‘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如今吕氏封王，诸大臣心里很不平衡。我眼看是不中用了，皇帝如今年龄还太小，大臣们可能会有异动。你们一定要带领军队守住宫廷，不要为我送葬，以免被大臣们所制。”
西汉时期，长安城内设置禁卫军，分为南、北两军。南军驻扎在未央﹑长乐两宫之内的城垣下，负责守卫宫城的安全；长安城除宫城之外的其他范围的守卫之责，全部由北军负责。掌握这两支军队，就等于掌握了整个长安城的命脉。
吕后以多年的政治经验，准确判断出功臣集团在她死后“恐为变”，但是她已经没有时间了。皇帝还小，几个吕氏子弟也都是窝囊废，新的政治平衡没有形成，功臣集团仍然尾大不掉。她在世的时候，尚能以自己的权威压制住蠢蠢欲动的功臣集团，而她一旦去世，权力的天平将会迅速倾斜，陈平、周勃等都是老谋深算之辈，一定会利用这个空隙采取行动。为今之计，只能以遗诏的形式向功臣集团发出暗示，希望他们能够放过诸吕一马，并且让吕禄、吕产掌握军权，这也是她能做的最后一点努力。
平心而论，任何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不会有比吕后更好的布置。
可是人力有时而穷，这番布置到底有没有效果，只有天知道。
七月辛巳日，吕后去世。临终之际，她一定带着巨大的遗憾、不甘心，还有深深的忧虑吧。
五、刘襄的梦想
吕后驾崩后，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说法，诸吕加快了篡党夺权的脚步，主要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们之前被封为王，违背了高祖“白马之盟”，害怕被“天下共击之”。
以下记载，散见于《史记》和《汉书》的不同篇章中：
《史记·吕太后本纪》：“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太后崩，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军长安，为乱。”
《汉书·高后纪》：“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约，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因谋作乱。”
《汉书·文帝纪》：“十七年秋，高后崩，诸吕谋为乱，欲危刘氏。”
这两本经典著作中都大量提到了诸吕“欲为乱”、“危刘氏”，给人的印象，的确好像是诸吕要积极谋反。
然而如果仔细深入加以分析，史书中的记载又有语焉不详，甚至是相互抵牾、前后矛盾之处。让人不免疑窦丛生。
比如说，《史记·吕太后本纪》里明明说，“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禄、吕产的军权是吕后亲自授予的，可是到了《樊郦滕灌列传》，就变成了“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自己封自己为将军。
不要轻视这小小细节的不同。吕后作为最高执政者所授予之军权，是具备政治合法性的，吕禄、吕产拥有对南军和北军的指挥权，他们对军队的调度和指挥，是完全合规合法的。
而“自置”就完全不一样了。未经最高首长授权私自调动军队，等同谋逆。
《齐悼惠王世家》中说诸吕“聚兵以威大臣”，在诸吕执掌南北军的情况下，在吕后去世的非常时期，调动守卫部队加强长安城的戒备以维持政局稳定，是吕禄吕产的职责所在，“威大臣”三个字，不知从何说起。
另外，上述引用的史料中，几乎每一条都提到了一个“欲”字，这个字可以解释为“将要、想要”，这和《吕太后本纪》中所记载的诸吕“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是相合的（绛、灌，指的是周勃和灌婴，都是刘邦时期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也就是说，即使退一万步，诸吕真的有谋反之心，他们也只停留在想法阶段，还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以此来指证诸吕谋反，就像说一个在超市里东瞅瞅西逛逛的人是小偷一样，是十分荒唐的。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要把诸吕和“谋反”两个字牵扯到一起，实在是有些牵强。
电影《大话西游》中，唐僧有一句名言：“悟空他要吃我，只不过是一个构思，还没有成为事实，你又没有证据，他又何罪之有呢?”
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更有意思的是，诸吕还没有开始“为乱”，另有一个人却按捺不住，先跳出来了。
这个人是齐哀王刘襄。
刘襄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
刘肥是刘邦的大儿子，但并非嫡出，是刘邦的老情人（即所谓“外妇”）曹寡妇所生。他不是嫡长子，所以不能做皇帝，但是刘邦对这个庶出的大儿子相当不错，封他为齐王，食邑七十多城，凡是说齐地方言的百姓，全部归刘肥管辖。
惠帝六年，刘肥去世，他的长子刘襄袭爵。吕后一面限制刘襄的权力，先后削除了齐国的济南郡和琅琊郡分别作为吕台、刘泽的封邑，一面征召刘襄的两个弟弟刘章和刘兴居到宫中宿卫，并封刘章为朱虚侯、刘兴居为东牟侯，同时，还把吕禄的女儿嫁给刘章。
恩威并施，这就是所谓的帝王心术。
吕后去世，皇帝还小，中央出现了权力真空。刘章是个很机灵的小伙子，他一下子就从中发现了机会：只要给诸吕安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刘襄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举兵讨逆，刘章和刘兴居在长安城内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只要消灭了诸吕，皇帝之位岂非唾手可得？
不过，这件事也是有风险的，而且风险很大。汉朝对军队的管理十分严格，诸侯王虽然也有军队，但发兵权却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没有中央颁发的兵符、节杖、羽檄、诏书等发兵信物，任何人都无权擅自调动军队。也就是说，刘襄要起兵，无论其理由有多正当，都必须向中央请示，得到许可以后才能行动，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的谋反大罪。而吕后去世以后，皇帝年幼，不能正常行使权力，军政大权都控制在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手中，刘襄也绝不可能向中央报告以取得合法手续，所以，要干，只能冒着谋逆的风险硬干。
刘章派人偷偷溜出长安，向哥哥刘襄通风报信。刘襄收到消息后大喜过望，摩拳擦掌，召集人手准备大干一番，齐国的国相召平当即表示反对，被刘襄所杀。
汉初诸侯国的国相，是中央派遣任命的二千石高官，是中央政权在诸侯国的代表。刘襄杀害召平之举，表现出他对帝位的觊觎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同时也再次证实，他的起兵是一次非法行动。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载，“汉闻齐发兵而西，相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这句话值得细细琢磨，它至少透露出这么几层意思：第一，齐国发兵而西，意图进攻长安，是谋反之举；第二，吕产派兵迎击，是他身为相国的职务行为，而非以诸吕名义的私人行动；第三，迎击齐兵的是老将灌婴（灌婴是功臣集团的重要成员），这说明吕产在选择领军之将的时候考虑的是将领的统率和指挥才能，完全是从国事出发，否则难以解释他为何会作如此安排。
吕产没有预料到，他寄予厚望的灌婴并没有贯彻执行中央的平叛意图。灌婴领军来到荥阳，心里打的是别的算盘：“诸吕手握重兵，占据关中，企图危刘氏而自立。我现在如果大败齐兵，这不是增加了吕氏的资本么。”他于是让部队在荥阳驻扎下来，派人与刘襄联络，相约共同静观其变，如果诸吕发生变乱，则一起带兵向西，杀进长安，尽诛诸吕。
灌婴的想法， 诸吕此时既然还没有开始行动，那么不妨先等等看，否则回攻长安师出无名；而刘襄虽然急于要坐上皇帝的宝座，但是灌婴大军守在荥阳，他不便、也不敢贸然西进。当然，至少有一点他心里有了底：自己的起兵之举并没有受到功臣集团的排斥，在目前的情况下，双方有着共同的敌人，有着合作的空间。等诛灭诸吕之后，通过适当的运作，再加上自己的实力，当皇帝也并非是不可能之事。
于是，刘襄率领大军在齐国西界停留下来，焦急地等待着长安城的消息。
而这时的长安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平静的表面之下，一场雷暴在悄悄孕育。
六、大风起兮
吕氏家族，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家族。
吕后的父亲吕太公，眼光独到，从刘邦的为人处世就看出此子必能成大事，因而把女儿嫁给刘邦。之后，吕太公又把儿子们送进了刘邦的革命队伍中，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吕氏一族，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而吕产、吕禄这一代，没有经受过革命战火的锻炼和考验，在父辈的余荫下长大，政治能力、斗争经验近乎为零。
难怪吕后临终之际，忧心忡忡地对吕产和吕禄再三嘱咐，授以方略，可惜诸吕却生生把一手好牌打成了渣。
吕后去世，擎天白玉柱轰然倒塌，权力的天平失去平衡，政治形势对吕氏家族十分不利。但是诸吕的手中还有两张王牌，只要运用得当，诸吕未必不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这两张王牌，第一张是少帝刘弘，第二张是南军和北军的指挥权。
刘弘是惠帝刘盈的儿子，大汉王朝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作为吕后的亲孙子，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吕氏家族的血液。只要刘弘在位一天，诸吕就可以以皇帝的名义把任何有异心的人死死压住。后世的曹操就是利用了这点，迎立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在道义上首先占据了制高点。
而南军和北军，是长安城最重要、最精锐的军事力量，控制了南北二军，几乎就等同于控制了长安城中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随着形势的发展，弓弦已被慢慢拉紧，长安城这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此时，诸吕应当按照吕后临终的嘱托，“据兵卫宫”，牢牢把握主动权，可是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们显然已经先乱了方寸。
《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硃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
前面所说的“欲发乱关中”等等，我相信是太史公作为史家的曲笔，毕竟此时刘襄已经率先发乱，而灌婴也违背了中央的命令，拒绝攻齐，可以说是理亏在前。关键是最后四个字，“犹豫未决”，这四个字描摹出了诸吕当时的真实心态。在面临惊天变局的时候，诸吕惊慌失措、惶恐不安，已经失去了决断和行动的能力。
与此相反的是，功臣集团一方却早就成竹在胸，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抢夺军权。
周勃身为最高军事长官（太尉），没有军事指挥权。手中无兵可用，这是长安城里的功臣集团最担心的问题，周勃和陈平商议，决定从郦商下手。
其实郦商也是功臣集团的一份子，但他和吕氏家族走得比较近，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在刘邦刚死的时候，他还曾经劝说吕后不要诛杀功臣。他的儿子郦寄，是吕禄的好朋友，周勃和陈平的歪点子，是派人绑架郦商，迫使郦寄去游说吕禄主动放弃军权。
想想都觉得卑鄙啊。
老爷子被人控制，郦寄被逼得没办法，只得去诓骗吕禄：“这江山，是高帝和吕后一起打下来的。刘氏一共封了九个王爵，吕氏一共封了三个王爵，封爵之事，都经过大臣们的商议，且已向诸侯公告过，大家都是认可的。如今太后去世，皇帝年幼，您佩带着赵王的印绶，不到封国去上任，却带着兵马留在长安，这是大臣和诸侯们怀疑您的原因。您为何不上交军权，把部队交给太尉呢？然后再去劝梁王吕产上交相国的印绶，与大臣们立下盟约，到封国上任，如此齐王一定退兵，大臣们也就安心了，而您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在赵国逍遥快活，这是万世之利呀。”
太傻太天真的吕禄，竟然还真的信了郦寄的这番鬼扯，准备交出兵权了。他派人把自己的打算通报给吕产和吕氏家族中的其他长辈，众人坐而论道，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一番讨论，也是没半点结果，议而不决。
只有吕嬃看得比谁都清楚。她心中极恼怒这个不成器的侄儿，却无法劝说他改变决定，于是把家里的金银珠宝扔了一地，说：“没必要为别人守着这些东西了！”言下之意，这些财宝迟早是属于别人的，还要它干嘛呢。
功臣集团已经行动了，吕氏家族却还像一群木头一样，吕禄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和郦寄一起出门游猎。唯一的清醒者吕嬃，意见又得不到诸吕的重视。眼看着大网拉起，网里的众多呆头鹅们，兀自做着黄粱美梦，口涎淌了一地。
八月庚申日，曹参之子、御史大夫曹窋去找相国吕产议事，二人碰见了刚从齐国出差回来的郎中令贾寿。贾寿从前线回来，对形势已经相当了解，他责备吕产说：“大王您早不之国（即去封国上任），如今即便想走，还来得及吗？”随即将灌婴与刘襄签订停战协定、准备合作铲除诸吕的情况告诉了吕产，并催促他迅速进宫。进宫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抢先控制住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第二，吕产手中还掌握着南军的指挥权，而南军宿卫宫中，此刻必须尽快指挥军队进行布置，以应付突发情况。
然而在一旁的曹窋察言观色，早已悄悄地将一切收入眼中。
七、旦夕之间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变得有些微妙。诸吕毫无戒备，手中却掌握着中枢大权；功臣集团筹谋多年，可是直到现在却一直没有可靠的力量支持。两方互有短长，只有看谁临机应变的速度更快，谁抢到了先手，谁就占据了优势。
郎中令贾寿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因此催促吕产迅速入宫以控制局面、抢占先机。
贾寿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回避曹窋，从这点判断，吕产和贾寿对曹窋是充分信任的。不过他们还是忽视了一点，曹窋是曹参的儿子，而曹参则是功臣集团的重要成员，曹窋是标准的“红二代”。
所以曹窋下意识地作出了符合身份的决定：立刻将吕产和贾寿的密谋通报陈平和周勃。
对陈、周二人来说，这条情报极其重要，极其宝贵。局势已经迫在眉睫，这是决定胜负和生死的关键时刻，他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抢在吕产前面布置好一切。
周勃立刻前往北军驻地，但是此时吕禄还没有把北军的指挥权交出，周勃无法进入。无可奈何之下，他一方面命令掌管符节的襄平侯纪通矫诏（即假传皇帝旨意）带他强行进入北军营地，另一方面派遣郦寄和典客（负责管理诸侯和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员）刘揭再次前往游说吕禄，欺骗并恐吓他说：
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
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经验的吕禄，把郦寄当成好兄弟的吕禄，轻易地相信了这番鬼话，解下将印交给刘揭。有了将印在手，周勃再也没有任何阻碍，他长驱直入北军营地，下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北军将士不明所以，以为吕氏家族真的已经决意谋反，周勃是代表刘氏皇族来诛杀反贼的，于是纷纷解衣露出左臂，以表达对大汉王朝的忠诚。一时之间，军中群情激奋。
骗术已经炉火纯青的吹鼓手周勃，顺利地控制了北军。
另一边，陈平也没闲着。他找来朱虚侯刘章，让他前去辅佐周勃。小伙子刘章积极性空前高涨，在他看来，只要把诸吕全部搞定，这皇帝之位毫无疑问必然属于他大哥齐王刘襄，因此，他恨不得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当下二话不说，就去了北军营地，并在周勃的命令下带兵守卫北军营门。
周勃夺取了北军军权之后，命令曹窋去向负责守卫未央宫的卫尉传令：“不得让相国吕产进入前殿大门！”
前殿，是未央宫中的核心建筑，皇帝所居之地。周勃此举，是为了避免少帝刘弘落入吕产手中，造成被动局面。吕产不知此时局势已经天翻地覆，他听了贾寿的话以后匆匆赶往未央宫，试图抢先发动政变，但由于被未央宫卫尉所阻拦，无法进入前殿。他心中焦急却又无计可施，只得在前殿门口逡巡徘徊，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南军还在吕产手中，只要指挥得当，吕氏尚有一搏之力，胜负犹未可知。然而，吕产本身就是个庸人，又没有可靠的臂助，哪里是老谋深算的功臣集团的对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本应该迅速集结南军冲入前殿控制住皇帝，然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布陈平、周勃谋反，这样还有机会一举扭转局面，可惜的是，这最后的机会也被他白白浪费了。
相反，功臣集团并没有因为控制住北军而止步不前，因为南军还在吕氏集团手中，局势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曹窋又带来了吕产正在前殿门口徘徊的消息，鸡贼的周勃担心无法战胜诸吕，不敢公开声明要诛杀诸吕，只是对朱虚侯刘章说：“快快入宫，保卫陛下。”
刘章会意，带着周勃派给他的千余名士兵冲入未央宫，在前殿前的广场上碰到了吕产。
这时已是黄昏时分，夕阳如血，照在众人脸上，也是一片血红。杀意膨胀的刘章，面孔显得格外扭曲狰狞，吕产心中惶恐害怕，见势不妙，转身就跑。突然刮起大风，吕产的随从一阵大乱，不敢与刘章率领的士兵相斗，刘章在吕产身后紧追不舍，吕产无处藏身，躲进郎中令府的厕所中，被刘章追入杀死。
刘章回到北军向周勃汇报情况，周勃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表扬刘章道：“哎呀，我们担心害怕的只有吕产，现在吕产死了，天下就安定了。”随后，他派人分头抓捕吕氏家族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全部斩首，连吕后的妹妹吕嬃也受鞭刑而死。
齐王刘襄接到消息，带领军队返回齐国；灌婴也带兵从荥阳返回长安。
尘埃落定，以陈平和周勃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大获全胜。
八、尾声
大局已定，剩下的是打扫战场，切割蛋糕。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即帝位问题。
少帝刘弘，是惠帝刘盈的儿子，高祖刘邦的孙子，可他同时也是吕后的孙子，身上流淌着吕氏家族的血液。
刘弘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人，会亲理朝政，到了那一天，他会不会回过头来，对这帮残酷清洗了吕氏家族的老爷子们及其子孙进行清算？
谁都无法保证。
为了永绝后患，必须将刘弘帝位废除，另立刘氏子孙中他人为帝。
可是刘弘是吕后亲自指定的大汉王朝继承人，无论是从血缘关系、宗法制度、继承手续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说，刘弘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合法性，要将其废除，必须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无法对大汉全体子民交待。
功臣集团中不缺的就是阴谋分子，他们想了一个釜底抽薪之策，即从根本上否定刘弘的合法地位。
《史记·吕太后本纪》忠实地记录了这一阴谋：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及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
简单翻译一下：少帝刘弘和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都不是惠帝真正的儿子。吕后把别人的儿子抢来，杀掉他们的母亲，把他们养在后宫里，让惠帝认他们做儿子，作为继承人并封为王，用以增强吕氏的力量。如今，诸吕已经团灭，如果让吕后指定的继承人继续当皇帝，等他长大后掌握了政权，我们这帮人就完蛋了。不如从其他诸侯王中再选一个立为皇帝。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来，所谓“皆非真孝惠子也”，是十分拙劣的谎言。诸大臣之所以如此颠倒黑白，无非是担心刘弘等长大后复仇，因此必须趁他们还小的时候予以斩草除根，而对这帮杀人如麻的功臣宿将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儿。
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没有诸如“同情”、“怜悯”等这类词存在的空间。
对于接下来谁当皇帝的问题，有人推荐了齐王刘襄，没料到遭到其他大臣的一致反对，说齐王母舅是“恶人也”，齐王立后，恐外戚势力又将大张，会重蹈吕氏覆辙。最终，议定立刘邦现存年龄最大的儿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
九月晦日已酉，刘恒从代国入长安，被立为天子。
同一天，东牟侯刘兴居和汝阴侯夏侯婴带兵入宫，挟持少帝刘弘乘车出宫。当夜，惠帝刘盈的四个儿子，即少帝刘弘、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在各自府邸中全部被杀。至此，吕氏血脉断绝。
“诛吕安刘”之变的主谋陈平，于汉文帝二年病逝，得享天年。
绛侯周勃，为人太过张扬，常居功自傲，被人以谋反罪名告发下狱，后又被释放，于汉文帝十一年去世。
齐王刘襄，竹篮打水一场空，死于汉文帝元年，怏怏而终。
朱虚侯刘章，因功被封为城阳王，死于汉文帝三年。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认真审视这段历史，自然会发现，所谓的“诛吕安刘”之变，看上去远远没有后世史家所说的那么伟光正。因为，诸吕本无谋反之心，既无谋反，又何须“安刘”？陈平、周勃等人，被后人传为安定刘氏天下的大功臣，其实只不过是一场政治阴谋的发起人和参与者罢了。“诛吕安刘”，其实质是功臣集团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主动发起的与吕氏家族（包括有吕氏血脉的刘氏皇族）的一场政治斗争。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有权谋诡计，有刀光剑影，有血雨腥风，却唯独没有对错之分。所谓成王败寇，胜利者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和批判权，自然可以永远将失败者踩在脚底。
而作为失败者的吕氏家族，一直将“谋反”这口黑锅，无奈地背负了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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