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和母亲轮流在医院陪伴父亲，早已听惯了窗外救护车的鸣笛声和医生、护士在走廊里急促的脚步声。
呼吸科的住院区每天都会有人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到处乱窜的病毒就是“催命符”和“断肠刀”。不管在医院走廊还是在电梯里，经常都能听到护工、病人家属谈论那些没抢救过来的人。
患有多种基础疾病的父亲倍受病毒“偏爱”，先后经历了高烧不退、肺部大面积感染、剧烈咳嗽和心跳加速，算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病毒感染后造成肺部纤维化这种不可逆的后遗症。
医院外面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车流和人流汇聚在街面上，不少人都没戴口罩，火锅店门口也排着长队，仿佛肆虐了三年的病毒已经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伴随着新年的到来，刚经历过“集体免疫”和“优胜劣汰”的幸运儿们迫不及待地释放出压抑以久的消费热情和出行热情，城市的烟火气越来越浓。
外面的世界是如此荒谬和不真实，热闹喧嚣的背后到底是镇定和坦然，还是无助和无奈？只要一想到父亲不得不长期忍受新冠后遗症的折磨，我的心就拨凉拨凉的，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新冠后遗症吧。
被病毒攻击过的我更加敏感和焦虑，担心自己和家人是否能扛得住下一轮，或者再下一轮的残酷考验。
有些人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了，他们中有年龄大的，也有年龄小的。就是侥幸胜出的人，也不同程度被病毒侵犯过，就算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应该也不会很快把这段经历抛在脑后。
医院也是缺医少药，不仅床位紧张，而且一些新冠肺炎专用药和人血白蛋白之类的注射液都需要患者自备。
父亲下午刚一住进医院，主管医生就告知我要自备某种市场上非常抢手的新冠专用药，而且最好在一两天内就能用上。
我当时就很崩溃，医院都没办法搞到的药，难道病人能有本事搞到？而且还要在那么短的时间？
但医院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窘迫，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难题。我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尚处于病毒感染后的恢复状态，一边咳嗽，一边用沙哑的嗓音给同事、亲友打电话，向他们询问快速买药的渠道。
在打了好几个小时的求助电话以后，堂妹告诉我，她单位上的同事认识一个专业“黄牛”，保证能在第二天拿到药，但价格得翻倍。
我欣喜若狂，哪还顾得上什么价格，马上就同意了。当堂妹帮我把钱转给“黄牛”后，后者却说药是从河南厂家发货，要多等一段时间，具体等多久他也不知道。
我心里顿时一万只草泥马跑过，立马要堂妹找“黄牛”退款，但后者说已通知厂家发货，不能退款，要我耐心等待。
药终于在付款后的第五天到了，但几十元快递费还得自己支付。这些乘人之危的“黄牛”也真够狠的，白白赚了一倍多的药钱，连快递费都舍不得出。
当我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把药递给主管医生时，他却说用药的黄金时间已过，现在服用意义不大，而且还可能有副作用，父亲目前只能继续进行普通抗感染的治疗。
我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把费尽周折买到的药重新放回包里。回到病房，正好听见父亲在接以前的同事打来的电话，后者也在住院，希望父亲能帮忙找到某种国外的进口药。
父亲苦笑着告诉他，自己都住院好几天了，也没有专用药吃。我听完他们的对话，心里没那么堵得慌了，原来其他医院也是这种情况，大家都不容易啊。
又过了几天，父亲抽血检查白蛋白偏低，主管医生吩咐得赶紧准备人血白蛋白注射液。我在打了好多个求助电话以后，刚办完丧事的堂哥（他的父母因为新冠病毒感染相继去世）通过自己的渠道在第二天就把五瓶白蛋白注射液送到了医院，让我说不出的感动。
虽然医院不提供冷藏设备，我必须每天从家里用冰袋装好一瓶注射液后，再带过来给父亲输上，但我已经很知足了——能找到药，还能及时派上用场，没有浪费时间和金钱。
尽管父亲到现在还没出院，我在照料他的同时还得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但通过这半个月来求医问药的经历，我既感受到医疗资源匮乏的无奈，又感受到亲情的珍贵。
在强大的病毒面前，我们作为个体是弱小无力的，但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爱和互助，确实能增强自己对抗病毒的信心和决心。
其实比病毒更可怕、更让人绝望的是亲人之间的冷漠和麻木，不仅轻视病毒，也轻视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生命虽然脆弱，但生命却需要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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