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立羊公碑小记

                          刘阳

        山以人名，人以山传。羊祜和岘山，相得益彰。 自西晋羊公镇守襄阳始，至今已越千年，其集清廉、善政、韬略、谦让等美名于一身，历代称颂。

      西晋文学家孙楚在《故太傅羊公碑》中对羊公大加赞赏曰:“文为辞宗，行作世表”。《晋书.羊祜传》记载了羊公事迹。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有“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之叹！宋代欧阳修在《岘山亭记》中说:“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   

      元明清乃至现代，羊公事迹，堪为追忆。有幸者，外籍人士亦对羊公敬爱有加。美国哈佛大学特级教授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一书中说:岘山所以有名，不是因为岩石和泥土，而是因为人。它自己就是一座石碑，上面永不泯灭地刻着羊祜的名子。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川合康三写下了《岘山之泪:羊祜“堕泪碑”的继承》一文，来研究羊祜之岘山感叹。

      羊公辞世，历代为其在岘山建庙立碑，以示纪念，然世事沧桑，风侵雨蚀，碑碣屡立屡废，次数亦难以确详。比较一致的说法，大略为八次。其一，羊公殁后不久，襄阳百姓在其平生游憩之所为其建碑立庙，岁时飨祭。望其碑者莫不悲感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艺文类聚》中载明孙楚撰有《故太傅羊公碑》一文，此碑文是迄今为止可考最早的碑文。由此推测，民间首立之碑碑文或为孙楚所撰。其二，西晋永兴年间，羊祜故参军刘弘任荆州刺史，乃与羊祜故吏立碑于岘山，即李兴所撰《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矩平成侯羊公碑》。因此碑为时人所重，遂将“堕泪碑”之名移贯此碑。堕泪碑传入南齐时曾遭军阀张敬儿强行拆迁，因各界人士反对，其恶行未能得逞！其三，梁大同十年雍州刺史因故碑文字剥落，命刘之遴撰文又立。其四，唐大中九年御史大夫李景逊刻立岘山。其五，北宋景祐年间，襄阳知州晏肃力主重立。其六，北宋庆历七年襄阳太守王洙见羊公庙毁碑倒，遂请旨重立。其七，元至正四年九月诏勇大将军杨克忠重立。其八，明弘治十四年又重立。此碑为清人吴庆焘在《襄阳四略》中所记录，并称此碑尚存。可见，至少在吴庆焘生活的清末民初最后一块古堕泪碑依然存留。以后不知何时，此碑已没。羊公高风大节亦随之邈然！

        今逢盛世，以羊公为楷模，乃民之所盼，资政之鉴。于是，复立堕泪碑呼声日高。中共襄阳市委宣传部、襄阳市文体新广局顺应民心天时，于公元二O一六年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重立堕泪碑方案，商请襄阳市汉水文化研究会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文史学者高军、张家芳、王瑞国、李俊勇、刘阳等，携力同心，考证碑文，研撰重立羊公碑碑记。此次校勘以天顺襄阳郡志卷四所录元至正四年羊公碑碑文为底本，参照《艺文类聚》、《金石录》、《水东日记》、《全晋文》、《襄阳金石略》、《湖北通志》、《襄阳府志》、《襄阳县志》、《下荆南道志》等古籍，校勘中订正不增减范式。

      遵西晋旧制，制作碑体。公开招募书法家义务书写碑文碑记碑额，镌刻上碑。最终选定襄阳籍书法家李俊杰先生书丹，武汉书协副主席龚勋先生题写碑亭匾额。历三载，羊公碑于二O一九年七月正式落成。此碑既立，堪称天下第一堕泪碑！ 或曰，弘扬羊公精神，以现代媒体工具，比立碑更优，何须复立！然立碑可承祖制，可供万众凭吊，导心明志，则更具要义，可谓立碑之事无以替代！

重立羊公碑小记
重立羊公碑小记 重立羊公碑小记 重立羊公碑小记 重立羊公碑小记 重立羊公碑小记 重立羊公碑小记 重立羊公碑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