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虞庆之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当然是之前所说的“虞庆为屋”和“范雎论弓”这两个典故了。其本质都是外行对内行指手画脚,善辩之士对有术之士的一种凌驾和控制。
韩非法家是非常提倡有术之士的这种实用主义思想的,而是极力反对儒家那种凭华丽言辞、滔滔不绝辩论误国的所谓文士的。为此,韩非在《外储说左上》里记载道:“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今世之为范且、虞庆者不辍,而人主说之不止,是贵‘败’‘折’之类而以知术之人为工匠也。工匠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坏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而主危。”
翻译过来,韩非这段评论大意说的是,范睢、虞庆的这些言论,都是文辞动听过人,但却违背实际情况的言论。但国君对这一类言论,往往都是喜爱而不加禁止,此即种下了国家将来坏事的根源了啊。身为国君,不谋求治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和作用,却整天只羡慕那些华丽动听诡辩;一味地排斥有术之士的实际能力,反而去采纳那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善辩之士的胡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有术之士往往就被范睢、虞庆那样的善辩之士所困窘;因为,那些善辩之士讲起虚浮的话来,虽属毫无用处,但往往却能因获得国君的信任而受到重用。国君看重毫无用处的善辩之士的诡辩言辞,而看轻有术之士的实用价值,这也便就是国家危乱的原因了。当代像范睢、虞庆那样的人物还在不断地出现,而国君对他们却仍然还是欣赏不止;也就是国君尊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诡辩之辞,而不看重那些懂得法术的实用人才。如此以来,工匠如果不能施展技巧,则就会导致屋塌、弓折的结果;而如果懂得治理国家的有术之士不能实行自己的方略,则国家也必将混乱而国君也会身处险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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