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大集体时，每到年末，生产队会在最醒目的地方公示所有人全年的工分。最多的超过了5500，最少的不足两位数。我第一次上榜大概是十一岁，全年工分是53分。
我十一岁开始出集体工，第一份工作是拾稻穗。拾稻穗俗称“捡禾籼”。捡禾籼既要眼疾手快，更要人缘好。有些割禾的姐姐打禾的哥哥见你嘴甜，会有意留下一些让你“捡”。捡禾籼一斤计1分，这53分全是“双抢”时捡禾籼所得。
平时出工按底分，做一天算一天，做多做少一个样。全劳力男工10分，女工7分。底分高低由队委员会根据个人的劳动能力大小确定。老哥十三四岁开始务农，为了进入全劳力行列，小小年纪便去下了煤窑。
社员的工作，生产队仓库前面的黑板上每天有安排；出工时间，由副队长掌握。每到出工时，副队长的哨子从上铺里吹到油坊里再从油坊里吹到上铺里。几遍哨子过后，人们才懒洋洋地从家里出来，有的打着哈欠，有的嘴巴上还有饭粒，有的女同志衣服上还有奶渍……
进入 “双抢”时节，按定额计酬，多劳多得。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生产队还将有劳动能力的社员分成若干小组：犁耙组多为有经验的老农，专事犁田耙田；放牧组为年老体衰的男工，专事看管队里的黄牛水牛；晒谷组多为年老体衰和怀有身孕的女工；杂工组为老少联队，专事挖岸撒肥料拖楼梯；“突击”组按性别年龄劳力情况编成三个小分队，这是生产队的主力队伍，专事抢收抢插工作。
过了捡禾籼的年龄，我光荣地进入了杂工组，跟一群老同志学习打杂。早稻收割完了，忙着散秆出秆挖田岸；耕牛下地了，跟在后面撒肥料；犁耙到不了的地方，忙着挖田角；耙地结束后，忙着拖楼梯。为了不让楼梯浮起来，还要在楼梯中间压块大石头。
很羡慕犁耙组的老农：他们扛着犁耙，赶着耕牛，像出征的将士一样威武。跟着有经验的耕者打杂，挖的犁角少，赚的工分多。每一块耕地，从哪下犁，从哪上岸，他们了然于胸。你看：犁刀过处，从犁壁滚过的是倒在右边的大块而整齐的泥坯；铁耙过处，泥坯不断变小，耕地越来越平。几个来回后，耕牛上岸，悠悠地甩着尾巴啃着青草；耕者上岸，坐在田埂上卷一支喇叭筒，美滋滋地吸上几口……
有时，蒙蒙的细雨中，广袤的水田里，一头老水牛，几只骑在牛背上的八哥，一位披蓑戴笠的耕者，就是一幅诗意盎然的水墨画。
小学四年级暑假，我老哥开后门把我招进“突击”组。没割几蔸禾，就割破了手。左手流着血，隐隐作疼。回家用烂布棉线随意包扎了一下，又回到了田里。二姐边示范边给我讲解要领：镰刀口子朝下，就不会伤到手了。
与跟犁耙组打杂比起来，割禾强度大多了：低头探在禾田里，脸上手上火烧火燎；长时间猫着腰作业，腰疼难禁；远远地落在后边，很难为情。一块地割完，女工们转移到下一个作业点。我们几小家伙就帮忙背禾让那些负责打禾的“打坐桶”，拖桶前帮忙给负责出桶的准备箩筐，拖桶的时候就在后面用力推，偶尔搭个脚在踏板上用力踩几下。
上午十点整，鸾山寨石料场的炮声响过之后，屋场里隐隐约约传来卖冰棒的声音。这时，长丘岸上飘过一支挑着谷子往队里晒场上赶的队伍。
过磅、记码，一阵热闹之后，负责晒谷的同志们开始忙碌起来。
“小孩盼过年，大人盼插田”。大集体时，我没有正式插过田，只随杂工组补过几个边边角角。油坊里前面的那块“三亩大丘”，想想都叫人害怕。老哥是生产队里的插田高手，曾与队里插田最厉害的漂亮姐姐过招，双方打了个平手。
每逢春插、“双抢”、秋收，生产队都会杀猪，按人口分肉。那时的猪肉真心好吃，就着些许辣椒盐水也能吃上几碗饭。
公社要求八一前结束“双抢”，大队广播除了插播几段“三句半”外，就是通报各生产队的“双抢”进度。
为了赶进度，生产队有时组织社员出夜工：扯秧。男女老少一齐上，20只秧一个馒头。劳力多的人家，一次可以分到几十个馒头。我出过一次夜工，大大小小扯了30几只秧，两脚爬满蚂蟥。
“双抢”结束后，我们这些小屁孩的主要任务是跟着杂工组的老同志中耕、收秆，偶尔结伴到陶坪冲里看民兵们练习打靶。
上初一那年，生产队年终工分榜上，我的工分达到381分。“母薯下蛋”“稻瘟病”“搞三光”这些词汇大概就是在那时积累起来的。
永远也忘不了，细坪里、泥湖塘、沙牯丘、增陂塘，我曾经劳作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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