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不写在纸上，会和记忆一样，慢慢在脑中腐烂风化。
那个叫做小丽的小姑娘和我小辈的小辈的小辈一般大，老不满意自己的发型，不停地换理发师修剪，越剪越不满意，直到快成男孩发型了，再重新蓄长发。
她一如即往地不满意。
她说要见我，那天她一个人拖着个硕大的行李箱，站在颜市客运北站前海虞北路的街头。
我很向往这种生活，背起行李，行走天涯。但人有两重性，看到别人流浪时，又生生地替他们担心着冷暖。
寒风吹乱了一缕她不满意的头发，斜斜横在嘴唇之上，小丽伸出她的小手对我说，试试冷不冷？我肉身枯瘦着，因为肾虚，天一凉便四肢冰冷，她的手比我还要冷一些。
小丽说一到冬天，她的手就会长冻疮。我小时候也长冻疮，知道它会让手很难看，我也不知在哪一年突然痊愈了，再没复发过，所以我以此安慰她，注意点，年纪大点就好了。
小丽原本住在天柱山余脉，那里盛产茶叶。她说起过采茶的故事，往后还寄给我不少茶叶，说是野生的，每一片都有着细细的绒毛，很好看；我为她煮过饭，她用毛线帮我织过柔软的花拖鞋，我穿了好多年。
一些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她还和我说起她的家，充斥着争吵，不甘和怨恨，说不想回家；而颜市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的排斥倾轧欺瞒，一度让她怀疑自己是否正常，甚至失去了适应这社会的信心。
只是她走的太突然，毅然决然地了无音讯。我能想象出当时，她一个弱小的女子如何拖着个大行李箱落魄地走在颜市寒冷的街头，比起来找我那会，更漫无目的。
偶尔还会想起，如芒在背，一些文字在脑中孕酿出框架来，几乎成形，我还为它们定了题目，《斑驳》。
（天柱山余脉，一堵墙上，蜜蜂在砖缝间的小洞间忙碌来去，嗡嗡作响。
斑驳的天空，斑驳的油菜地，斑驳的日光穿透斑驳的树影，落在斑驳的红砖墙上。小丽穿件大花棉袄，蹲在斑驳的水泥地上，看一群蚂蚁忙碌。屋里传出他父亲大声的喝斥，“你在家干啥呢？水缸里没水了，赶紧打上！”
小丽很不情愿地应声，攒了口唾沫，"呸"地吐到那群蚂蚁中心，几只蚂蚁被睡沫沾住，狼狈地挣扎，她想笑，没笑出来。
母亲也在抱怨着，闺女这么大了，也不懂为家里分担，小丽知道，他们一心在想赶她出门打工，赚钱补贴家用。）
许多细节我都已安排妥当，我以忙为借口，一直拖延着。一些字，因了时间，日渐风化，随风，斑驳地落了一地。
好多个春秋过去，小丽突然从网络那头冒出来，说忍不住到朋友圈翻看我的“日记”，写的越发生动可爱了。我隐约想起很久前，她把我的只言片语记录着，如同记录名人的格言，把它们贴在床头的墙上。她很可笑地把我写的字当成日记，这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自己心里明白着，把真的写得特别假、把假的写得特别真是我一贯的伎俩，生动有趣只是掩饰。
照例，我呵呵笑了，不过我没说她傻。
这么久了，小丽也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她在说生动有趣，是因为她终于也有了颗平静的心。最后她还是回到了她厌恶的家，不停地理发，一些过往，随发梢跌落，终究促使人长大。
我们注定要选择性地遗忘，选择性地遗忘斑驳。
小丽说，会不会不理我了？我想起那些被风化的斑驳的字语来，想起那年冬天，怎样慢慢冷却记录的愿望，不止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不是小丽集体宿舍里的潮湿、霉味、蟑螂和老鼠，以及“社会人”的穷凶极恶，她对这世界的无法理解，更多的是她口述的阳光下阴暗的难以启齿的沆瀣，被恬不知耻地装饰成风光无限。
所以当初的我在下笔前犹豫了，选择性地埋葬一些记忆，我知道，字不记录久了，自然会变成流沙。
天柱山余脉下那片平缓的小斜坡上，清晨的阳光滞留在簿雾之中，那栋红砖砌成的房子有破旧的痕迹。屋顶上方升起炊烟，是一位袅娜的少女，脱去了大花棉袄，在浣一袭超长的白纱裙，蚂蚁又成群结对出发，可，小丽早已忘了自己吐唾沫的样子。
她的小手还冰凉吗？还会在冬天长疮吗？
多半不会了，小丽已是个大姑娘了，忘却是最好的开始，她头顶上的太阳，注定不再斑驳。
而关于斑驳的文字呢？我说过了，我早已习惯把真的写得特别假、把假的写得特别真，比如，我从没去过天柱山，更未曾见过，如袅娜女子般的炊烟。
(小时候我曾把唾沫吐在蚁群中央，看它们在唾沫里挣扎，以这样残忍的方式换取我少得可怜的快乐，所以，那个吐唾沫的人是我，不是小丽。
一些情节的细节，总是在记忆里重叠交叉着，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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