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的中国是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中风雨飘摇地渡过的；一方面列强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通过一系列条约侵略我国主权和经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了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清朝的统治中心第一次被列强攻破，列强洗劫了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清军面对列强的炮火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另一方面，国内各地农民起义风涌云现，尤其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给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起义由南向北扩张，在与捻军活动频繁的河南，山东相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建立起了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势力逼进清王朝的统治中心，起义持续了长达13年之久，深深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国难如此，谁不感伤历史大势，昔日的天朝内有颠覆之忧，外有亡国之患。面对内忧外患，一些有开明官僚开始认识到了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我国与西方列强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武器装备的落后使得清军在抵抗侵略和镇压内部起义中节节败退；洋枪洋炮的强大威力使得勾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企图走向强大的伟大尝试。早期的洋务派是从封建地主官僚中“进步”出来的，他们是位高权重且较早与洋人接触的高级军政官僚，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但是由于其绝对的实力和倾朝的权力，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央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列强接触并在辛酉政变后走上权力顶峰的恭亲王奕忻，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传统的华夷观念发生了变化，认为英法等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主张“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在地方上起初是发源于南方的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湘军和淮军集团的主要将领，他们在长期战争中对军备对军队战斗力的主要性深有体会，同时长期身处南方的他们结识了一批买办和洋人，对西方世界也有所了解，起初他们只是购买洋枪洋炮扩充军队，但是李鸿章等人意识到枪炮和弹药的价格无疑是高昂的，于是提出“自强、求富”，开设军工厂制造枪炮；由于奕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位高权重深得慈禧信赖，这种“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做法几乎可以称为洋务时代的国策。
但是洋务派的思想和行动也遭到了朝中“顽固派”的反对，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激烈争论；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筹备海防和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这场争论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论战，洋务派也是受封建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传统官僚，他们与顽固派的不同体现在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上，洋务派敏锐的察觉到中国当时的局势：中国正面对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社会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总体上讲洋务派的思想是有所进步的，尽管这些进步非常细微，但是这些细微的进步所指导的行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洋务派没有学习西方思想的意识，但是羊肉被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军事学校、翻译机构、流洋等活动把大量的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洋务运动主要活动是开办军工和民用企业，同时也开展了练军、开办军校和新式学堂、派遣学生流洋等活动。促进了我国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等向着近代国家迈进。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是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洋务运动实实在在的促发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早期现代经济的起步。洋务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过程，洋务运动为我国近代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官，一些军官后来成为又有强大势力的军阀，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为一只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海军建设上，北洋舰队曾成为亚洲第一强大的海军，可以称为一只名副其实的近代军队，为日后中国军事近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政治上，一方面是清王朝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大批洋务派汉族官员崛起，或成为权倾朝野的中枢权臣，或成为把持一方的封疆大吏；另一方面表现为洋务机构和官员的设立，最具代表性的是总理衙门，同时还设立了税务司、驻各国公使、南北洋通商大臣等；这些变化的出现或是内因导致的、或是外力导致的，洋务派们充当了不自觉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新式学堂、军事学校的出现以及流洋活动为我国近代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之后这些新式人才成了中国军队、工业、外交方面的中坚力量；教育近代化发展使得废除科举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教育的道路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越走越宽广。外交上，“泰西”的强大使得人们不得不改变传统的“夷夏观念”，我们在官方上不再把与列强有关的事物称之为“夷”，转而呼之为“洋”；中国第一批外外交机构也在洋务运动中设立。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谱写了辉煌的一页，在经济和军队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一场自救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其历史局限性；洋务运动伴随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洋务派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起义，它以维护封封建统治为任务，不触动封建根基，同时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失败是必然的。在军队建设上，仅仅是海军有空前的进步，各省陆军练兵效果不佳，由于军费不济海军建设也在甲午前夕停滞下来，导致了甲午惨败；在企业方面，虽然引进西方管理技术，但是政企不分，官员贪污成风，经费短缺，产品质量低劣，民营企业也存在着产权不清、政企纠结、依附官方而产生垄断性和腐败性的问题；政治上虽然设立了新的机构，但其性质依然是封建衙门，与近现代政治机关相差甚远。洋务运动在其封建性、依赖性和腐败性的致命弱点下没能完成其“自强”、“求富”的口号，也不可能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甲午一战把洋务派多年的努力击沉，留给后来者的不仅是社会建设的经验，更有对历史和国家安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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