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世说新语笺疏》后
1927年，鲁迅在一篇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学术演讲中，首次提出「魏晋风度」（魏晋风流）这个专有名词。鲁迅认为一般人学习何晏、王弼的服药、空谈，学习嵇康、阮籍的纵酒行为只是徒有其表，不得要领，社会上因此形成了很没意思的空谈与饮酒之风，以致相沿成习。
何晏、王弼，嵇康、阮籍之流的吃药、饮酒是与远离「政治」有关的，是在魏晋「乱世」背景下产生的畸形价值观。后来大多数人则是附庸风雅。而这些「吃药」「饮酒」及其附带「行为」，则可以称之为「魏晋风度」。
但我们现在所说的「魏晋风度」有扩展：
指的是魏晋时期那些名士的「言行举止」带给人的一种「整体印象」。
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术语」、「美学术语」、「哲学术语」。
1．研究现状
日前，国内学术界对「魏晋风度」的研究已经趋于饱和。关于「魏晋风度」的涵义、形成原因、表现方式等都有所涉及。
（1）有的从「美学」角度入手，见郝跃南，刘文勇《魏晋风度类型论》（天府新论，1999(04)：72+74+76-77+73+75），作者认为：
大而言之，魏晋风度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形上与形下（或审美与功利）。
就形上、审美这一类型而言，又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以嵇康为代表的「烈士型」、以阮籍为代表的「名士型」、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型」。
以及「仿名士型」(由于形下、功利这一型多为模仿阮籍而来，故名之曰「仿名士型」)。
（2）有的从「女性形象」角度研究，如刘玲《从〈世说新语〉看士族女性的魏晋风度》（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6(12)：8-9）：
作者拈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以之阐释「魏晋风度」。认为她们是构成魏晋风度不可或缺的一环。
她们也能像其他男性名士一样：重才情（清谈、品鉴）；放达任诞（个性追求）。
（3）有的从「文化上」阐述，见皮元珍《论「魏晋风度」与士文化的审美开拓》（中国文学研究，2006(01)：26-31），作者认为：
「魏晋风度」开拓了士文化的审美范畴，
是一次人的觉醒，
是对自我的肯定，
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具体体现在：
①自由人格的彰显（首先，玄学的诞生，为自由人格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饮酒娱情，放浪山水，也是他们彰显自由人格的一种外在表现。）
②情性的回归（以「越名任心」的强音震憾人心，呼喊真实情性的回归。）
③艺术美的追求（艺术化地表现了生命的内在韵律：魏晋人尚情，还表现在对艺术的一往情深的执着追求。）
（4）有的从「哲学思想」层面分析，如马元龙《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中州学刊，2000(04)：94-97），作者认为：
魏晋玄学是依傍老庄哲学而兴起的一种本体论哲学，但在魏晋时期《庄子》才是玄学的中心文本。
并且认为庄子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关于人生的美学。
作者也认为郭象对庄子的《逍遥游》是创造性地误读，这误读为魏晋名士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即把庄子的逍遥游从精神世界落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
大部分关于「魏晋风度」的论文，其实大同小异。
学界关于「魏晋风度」的涵义、形成的原因几乎已达成共识；意义与价值方面存在着研究视角的不同；关于「魏晋风度」的表现方式，则分类名目繁多，但大致相仿佛，有重复交叉处，偶有用词的不同，概括性不强。
2．形成原因
（1）政治上：东汉党争，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三国纷争，司马氏恐怖统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乱世政治高压，残害异己，平民士人生命朝不保夕。
（2）社会上：由汉朝的察举制转变为九品中正制，门阀士族形成，成为「魏晋风度」的阶级基础。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
——《新唐书·柳冲传》
（3）思想上：两汉经学崩溃，老庄哲学兴起。
（4）风气上：由东汉末年的太学「清议」转为「清谈」，由汉末的「月旦」人物（《后汉书·许劭传》）转为人物品藻。由品评人物的「外貌」到品评其「内在精神风度」。
（5）文化上：得力于名士们深厚的文化素养。见刘湘兰《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的多层面性》（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05)：109-111）：
魏晋风度是一种十分高雅的人格模式，这种人格模式的形成得力于名士们深厚的文化素养。对音乐的热爱；在诗歌创作的实践和理解上。并且名士们在日常生活中能贯彻诗学精神（即现在流行的「诗意地栖居」）。
3．表现方式
服药、纵酒、清谈玄理、品评人物、雅量、嗜好、反抗礼法名教、鄙弃富贵、追求隐逸生活、寄情山水、任性放诞、姿容、神韵、华丽好看的文词、深情、率真旷达、崇尚自然、镇定冷静、不检细行、精神内蕴、名士气度……
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
关于「魏晋风度」的外在行为表现：
（1）王文革《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的审美本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3)：123-131）：
人物美是人自身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美,包括身体的美、行为的美(即姿容的美)和精神的美。
在《世说新语》中人物美的这两个方面常常是合在一起的,而且往往更关注精神的美。
（2）刘开骅《魏晋风度: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04)：75-79）：
自信自尊，旷达傲世；
蔑视礼法，率性任诞；
任性而动，不滞于物；
心不染尘，表里澄澈；
重情伤情，一往情深；
雅量弘度，镇静自若；
冶游山水，栖逸林下。
也有研究者认为「魏晋风度」除了那些「怪诞」的行为外，还包括「乐善行为」、「爱国主义」、「正直精神」等「积极」行为。如孙秀彬，赵百成《〈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浅说》（佳木斯师专学报，1996(03)：53-57）。
4．评价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表面行为与内在精神的矛盾，大部分作者仅仅指出它们的矛盾之处。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认为：
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因此那些表面破坏礼教的人，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是最宝贝礼教的。
孙秀彬，赵百成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浅说》提出：
这一切只是众人逃避现实，向内追求个性解放的表现。
武锋在《魏晋风度之下士人的精神矛盾》（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49-50+96）一文中主张：
魏晋名士通过言行举止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表面上的超脱，深层上则是时代背景下士人的一种精神矛盾的体现。
又王文革《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的审美本质》：
形象、言行是外在、具体的，
品性、旨趣是内在、抽象的。
形象、言行除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和趣味外，
还往往是为了呈现人物的品性、旨趣而出现的。
赵欣《从〈世说新语〉评魏晋风度》（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01)：22-23）：
名士表面上所追求的崇尚自然、风流自赏、不慕功利、纵情任性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所构建的从内心到外在的一种特殊生命自救机制。
而李泽厚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矛盾的积极之处（见《美的历程·魏晋风度》）：
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认为「魏晋风度」颓废与热爱并存，消极悲观的背后蕴藏着的是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
魏晋时期，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只能寄情于山水、文章、美酒。只能通过放诞的行为，宣泄自己的不满、恐惧、苦恼。
正因为热爱生命，正因为想把生命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所以才与不可捉摸无力反抗的「命运」对抗。
魏晋名士也许本无意留名青史，不去追求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而是把握当下，忽视外在的虚幻、有限，追求内在精神自我的愉悦。
在这不经意间，他们活出了自我，千百年后仍然活在后世性情中人的心间，无为而无不为，不追求永恒，却终至「不朽」。
很多人向往魏晋名士那种表面上的潇洒不羁，但是你的内心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吗？
每个时代的文人（读书人），似乎总有一种错觉：
上一个时代比当今更精彩，更适合自己。
无他，官方正史记录下来的当然都是重大、划时代或具有某种意义的事，后人览史，当然觉得精彩诱人，恨不能穿越前去……
对于平常人，不怎么读书的人，往往也会听到上一个时代，某些名人的绯闻轶事。既然是绯闻轶事（不论真假），当然更加吸引人，所以一般人也可能向往那种「名士风范」。
其实，很多人向往的「前尘往事」，只是平凡无味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亮色，那些都是上一代人的芳华。并且在古代能载入史册《列传》的几乎都是士大夫阶级（文官），其他平凡老百姓如农、工、商，几乎不见踪影。
千年前与千年后，并没有本质不同，只是文明向前发展了几步。
现实生活对于普通大众都是残酷的，每个时代皆如此。你只看到那些耀眼的部分，大部分还是平凡枯燥失败无奈的人生。
不用去羡慕别人，百年后，别人也会羡慕你。
每个时代「既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魏晋风度」举例：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㡓衣，诸君何为入我㡓中？」
《世说新语笺疏·任诞第二十三》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
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世说新语笺疏·任诞第二十三》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笺疏·任诞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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