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非攻 上
在我们将“非攻”引入“现代文明”的蓝图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非攻”在过去，尤其是它先秦时期的建构者赋予它的含义。
电影《墨攻》 剧照
一、先秦时期的“攻”与“非攻”
什么是“功”？
现象：“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①]
结果：“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②]
能动者：国家
被动者：民众
性质：“不义之取”，“亏人”[③]
明白了“功”，也就明白了作为其反动者的“非攻”。
什么是“非攻”？
“非攻”，就是反对由“国家发政”造成的“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的“亏人不义之取”，用今天的话来说，“非攻”本质上是国家为维护国民利益而采取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行动。
墨子以“天志”、“明鬼”作为“非攻”的合法性基础：
非攻，“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三代）圣王之法”[④]
功，“非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大国（兼并）之说”[⑤]
“功”，“亏不足而重有余”，“非为其上中下之利”的原因则是：
“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功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利人也悖矣！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⑥]
需要注意的是，起义、革命不属于“功”，因它们不由“国家发政”，且其军事反动的对象已经带来了“功”的结果——“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这和墨子对“禹”、“汤”和“武王”的看法一致。不用“非攻”处理国民关系是墨家在先秦时期的特点。
二、“非攻”在先秦时期面临的挑战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⑦]，墨子亦称“天下处攻伐久矣”[⑧]。儒墨都认为当时的战争多有“不义”的状态。先秦时期和平的主要威胁是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吞并。
那么，谁应该为这样的局面负责？
墨子认为，当属“饰攻伐者”[⑨]。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功战，而不可不非”，“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⑩]
墨子进一步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有孔子等人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擅自派遣弟子出使第三国，引导其加入战争，增加战局复杂性的带头作用。“求为义，非为义也”[⑪]，这类行为给“非攻”带来了巨大的阻力，最终造成了儒家“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⑫]，“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⑬]的结果。
可见“春秋无义战”出自“亚圣”之口，也是对于孔子及其弟子的最大讽刺了。
三，先秦时期“非攻”的边界问题
墨子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非攻”也绝不是“非暴力”。
墨家“号令”、“杂守”、“备城门”[⑭]等，在当时也算是常与暴力为伍了。
起义、革命不属于“功”，原因是墨子对“三代圣王”的行为持高度赞同的态度：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非所谓‘功’，谓‘诛’也”。[⑮]
同样，墨子也站在“为上中下之利”的角度对他们予以了肯定[⑯]：
“禹亲把天之瑞令”：先前”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巿，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途中“四电诱袛，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之后“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
“天乃命汤于镳宫”：先前“天有酷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途中“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闲西北之隅”，之后“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
“天命周文王”：先前“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途中“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之后“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
在实现和平的手段上，墨子反对“大国之说”。
换言之，“非攻”绝不能由“大国之说”来实现：
“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
——《非攻 下》
由“大国之说”带来的和平在根本上是不义的，与“非攻”医“万有余人”的愿景相违背，子墨子曰：“不可谓良医”。
“功”与“诛”
前面已经说到，起义、革命不属于“非攻”的范畴。狭义来讲，甚至叛乱也不在“非攻”的干涉范围内。叛乱和起义的关系是比较模糊的。机智的叛乱者总是懂得如何潜藏在起义里。如果战事持久，外国必然会伺机介入，这时的“非攻”即使对内战拥有调停的作用，它的目标依旧是解决诸侯国之间的问题，调停内战是为“非攻”服务的权宜之计。而如果叛军轻易取得了政权，甚至没有留出让外国军事介入的破绽，往往说明上届政府已经失去了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墨家尽管发声也不太可能会声援“主和”，反而更可能声援“诛暴强”的一方。
“非攻”在面对国民问题上采取的根本立场是被动的。即使暴乱发生，在无他国军事介入的前提下墨家也绝不会贸然出手。先秦墨家抑“功”扬“诛”，但自己不会成为发起“诛暴强”的一方，顶多在舆论上展开对“不义”的声讨。这种态度，当然离不开先秦诸子相较当下的超然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墨者重视先秦“万有余人”的一面。他们深知要劝服诸侯用药，就需要避免诸侯不必要的猜忌和恐慌。
切记，先秦时期和平的主要威胁是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吞并，而不是起义和革命。
四、常见的误解
“非攻”，是国家为维护国民利益而采取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行动，只能由国家级别的单位发起。在这里，国家的主体性确凿无疑。所以诸侯至多默许墨家在战争前后的活跃，不一定需要墨者具体参与。这也是先秦墨家“非攻”案例稀缺的一种可能。不论是“止楚功宋”，还是“墨守阳城”，墨家都是自愿成为某一诸侯国或封地主的实际利益代言人，代表其展开“非攻”的一系列动作，与他国进行地位相对平等的互动。即使“非攻”结束，这种“平等”的关系也未必然解除。这与先秦时期其他的谋士团体相当不同。
借着“非攻”去“杀盗人”，是大材小用。把“杀盗人”视作“非攻”，是小题大做。没有对付国家层面的威胁，没有触及国际利益的问题，怎么好意思自诩“非攻”呢？这实在是过分夸张的矮化了。不论何人，要发起“非攻”，雄厚的军事力量都是非常必要的，非国家级别的实力决无可能。因此，先秦墨家至少是当时拥有最强大义军的非国家组织，甚至是先秦时期最大的跨国军事集团，且其军事科研实力不容小觑。
五、结论
“非攻”不用于处理国民关系，并不证明墨家只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如果仅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荒谬不已。“非攻”只是十论之一，只是墨家处理国际关系的策论，不足以整全地概括墨家的“利义”。墨子认为人人俱可承接天志，皆天之民，所谓封建地主，不过是出于“赖其力者主”的演绎。
至于墨子的天下观，我们不妨参考这样一段文字：
“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国，攻必倍。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则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义其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授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⑰]
投身到“先利天下”的事业，为解决大国的“不义之取”而分忧，为解决小国遭受的攻伐而踏上“非攻之行”，提供城防修缮的技术，提供民众维生的补给，提供经济稳定的助力，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墨子及其弟子，才是普天之下最媲美无敌的王师劲旅。与之相较，那些“饰攻伐者”和“见黑曰白”的破国贼子所谱写的历史，是多么的苍白与乏力啊！
脚注分割线
[①]《非攻中》
[②]《非攻中》
[③]《非攻上》
[④]《非攻下》
[⑤]《非攻下》
[⑥]《非攻下》
[⑦]《尽心下》
[⑧]《非攻下》
[⑨]《非攻中》
[⑩]《非攻上》
[⑪]《大取》
[⑫]《非儒下》
[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⑭]《墨子》中有关“墨守”的篇目名称
[⑮]《非攻下》
[⑯]《非攻下》
[⑰]《非攻下》
结语分割线
子墨子曰：
“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
——《非攻 下》
201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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