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桐榆山房
文∕原文载于《科学》杂志，作者：大卫·舒尔茨
你也许不相信我们的地球是由蜥蜴人和光照派秘密地控制着，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正受到各种不明力量的影响。杂货店里的慵懒的音乐不知不觉使我们放慢脚步，激起购买欲；影视里的产品货架的布局让我们无法抗拒可口可乐和甜辣刺激的立体脆的诱惑。这些影响潜意识的信息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除了使我们多掏几美元购物之外，如果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做得更多，那会怎样？如果它们竟能影响选民的投票，又将如何呢？
2016年美国的总统选举激战正酣时，《科学》杂志邀请了一批计算机科学、商业及法律事务专家评估那些为数百万的选民提供网络信息的主要互联网门户，比如谷歌和脸书等公司究竟会对选举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
搜索引擎公司究竟是怎样影响人们的？
2015年夏天，《科学》杂志对所谓的“搜索引擎操纵效应”作了报道。由于像谷歌这样的公司已经非常擅长于在其网页提供优先链接，因此，那些在谷歌的搜索结果中排名越靠前的条目，就越容易取得网民的信任。如果你只是想找个地方方便购买厨房用具或开学装备，自然没有问题。但是，该项研究的第一作者，来自加州的美国Vista技术及行为研究所的研究心理学家罗伯特·爱泼斯坦指出，通过对候选人在搜索引擎的结果中所呈现出来的信息进行简单的交换排序，他的团队竟然可以影响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的决定。在实验的第一阶段，他们曾对一组在2014年的印度普选中的真实选民进行测试，发现在对某个候选人进行“技术处理”后，使原先摇摆不定的选民针对这个候选人的投票率提高了12%甚至更多。
该研究的参与者大多看不到“搜索引擎操纵效应”，更没有察觉到搜索结果被“动了手脚”。但是即使他们有所察觉，他们也只是认为搜索引擎公司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将一个更好的候选人排在了他或她的对手前面而已。
其他互联网公司，特别是脸书和推特，均利用各自的算法施加与谷歌公司类似的影响。哈佛大学法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缴纳森·斯特兰曾撰文描述谷歌具有将其信息源安排在醒目位置从而调动选民积极性的独门绝技。如果需要，脸书公司能够调动选民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投票与公司的利益保持一致（正如他们在印度所尝试的那样）。这种利益基于人口统计学分组及地理位置的确定，即一种通过数字化的擅自改划选区以获得成千上万的附加选票的能力。
谷歌搜索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根据爱泼斯坦的计算，这种带有偏见的谷歌搜索结果可能影响2016年11月份总统大选票数的2%，即约260万张选票。这看似不多，但是很多影响美国历史上的总统选举结果的决定性票数比这还要少。（想象2000年的时候小布什与戈尔的对决）
截至目前，FiveThirtyEight新闻网调查显示前国务卿希拉里得票数领先特朗普6.4个百分点，但是领先票数在最近几个月出现明显的消长态势。到7月末，特朗普紧随其后，与希拉里的选票差缩小为不到1%。刚好处于搜索引擎操纵效应的影响范围内，（尽管总统选举团认为结论要比这复杂）州和地方选举则更易受影响。
是否有证据表明网络管理员会会对这种“权力”加以利用？
不会。但是这个问题却抓住了以上情况的核心。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加以证实。一般来说，网络监管部门还无法对像谷歌或脸书等巨无霸科技公司如何利用合适的算法决定其网络内容加以审查。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也允许这些公司
对其搜索和信息源的算法的细节进行保密。这就使我们难以解析出网民所看到的内容究竟有没有存在“偏见”。
但是爱泼斯坦相信，谷歌公司正在对其搜索引擎的看不见的影响加大投入，以利于民主党候选人的选举。尽管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搜索接管存在偏见，但据爱波斯坦的调查表明，已经发现一些奇怪的差异，这种差异貌似谷歌搜索引擎在某个不同的方面对希拉里加以照顾。
暗示的力量
爱泼斯坦和他的同事罗纳德·罗伯森花了几乎整个夏天跟踪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这些结果是在我们键入搜寻时由谷歌自动生成的，即所谓的的“自动填补”。使用富于暗示的句子比如“希拉里·克林顿是……”或者“反唐纳德·特朗普”，研究人员反复检查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对于某个候选人是否更不利。他们的结论尚未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也还没有经过同行审查。但爱波斯坦说，他们的研究显示，相比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或者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的主要候选人，我们很难从谷歌搜索引擎的搜索答案中找到关于希拉里的负面消息的暗示。爱泼斯坦的实验显示，特朗普的两个声名狼藉的绰号——“小赤佬”（“little marco”） 和 “骗子”（“lying ted”）经常出现，而有关希拉里“奸诈希拉里”（“crooked hillary”） 或者“贪腐凯恩”“corrupt kaine”却不见踪影。
搜索引擎的算法具有专利，所以目前不可能确切地弄清楚它是怎样控制搜索结果的。举个例子，搜索引擎可能根据某个人浏览记录或者定位某个人（基于IP地址），或者汇总每个人的搜索历史进行带有暗示意味的“自动填充”。为了回应人们对它的“自动填补”的算法含有政治偏见的指控，谷歌搜索在其六月份的博客帖子中表示，它的“自动填补”式的算法在设计之初就力图避免在搜索结果中出现带有攻击和诽谤字样的人名。“根据人们的反馈，搜索框录入时的“自动填补”经常跳出对某个人的攻击性的、带伤害的不得体的词汇，不久前我们对此做了相应的调整。这种“过滤操作”采用同样的规则，对任何人一视同仁。
当然，爱波斯坦对上述答复是不买账的。“他们说的好像他们已经过滤了所有人的‘负面消息’，但这显然不属实。”谷歌公司对此没有回应，并直接在它的博客 中继续说明原理。但无论如何，任何的偏见，不管是人为添加还是其他，都可能对那些举棋不定的选民产生戏剧性的影响。爱波斯坦的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显示，在双方候选人势均力敌的问题上，对于目前中立的选民而言，那些带有负面措辞的帖子的点击率要比中立的帖子的多出15倍以上。所以他认为，想要转变网络民意，抑制搜索引擎的负面结果不失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有没有办法让这些科技巨人在我们的网络世界中保持中立？
有。但是几乎所有的这些办法都需要更先进的技术支持，目前这些技术还没有发明出来；同时，这些技术还需要来自政府、法制及科技公司本身的资助。
本·埃德尔曼，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系教授，多年来一直在留意谷歌搜索结果中的“偏见”，他提示我们也许能创造一种浏览器插件来捕捉和纠正搜索结果中的“偏见”。一个上述的插件被命名为“聚焦用户”。2010年，谷歌公司调整它的算法在其社交网站Google+中对餐馆评论进行优先排序以代替Yelp后，程序员利用谷歌自己的索引工具，制造插件将原来失去的Yelp的链接直接添加到搜索结果中。开发其他类似的工具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仅仅靠一个简单的插件就能一劳永逸地探测出所有带有“偏见”的搜索结果，则无异于痴人说梦。
与其对这些高科技公司进行违反其意愿的审查，不如让他们与监管者进行合作来得更容易且更富有成效。哈佛大学的乔纳森·斯特兰教授和他的同行，耶鲁大学的宪法学教授杰克·巴尔金均主张，作为互联网门户的这些含有算法功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应该扮演一种“信息受托人”的角色。这种角色类似于医生之于病人及证券经纪人之于客户，都要为对方的最大利益服务。斯特兰教授认为谷歌公司和脸书公司对于他们的用户的最大利益负有法律及伦理意义上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选举期间，如果(脸书公司)只是选择对涉及某一边的选民倾向的信息进行提醒而忽略了另外的选民，那么我认为这对那些他们没有提醒的用户是不公平的。”他说道。
斯特兰教授说，一个类似的协议可能会怂恿这些高科技互联网公司接受“信息受托人”的角色。这个协议提供给它们免于因为使用和出售用户的个人信息而遭到起诉的特权。在美国，这种诉讼一般在州一级的法院处理，而这些州法院关于隐私权的条款随着州际管辖权的变化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无疑给他们的生意带来巨大的风险。斯特兰教授说，如果有关隐私权的诉讼由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监管机构来处理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每个州都各有规定，那么，这些高科技的互联网公司就会很好的扮演起“信息受托人”的角色。这是一个好话要比尖刻的语言更能事半功倍的绝好例子。
其他的专家，例如弗兰克·帕斯奎尔，巴尔的摩马里兰大学的法学教授，就建议联邦政府必须对特定领域的这种“偏见”进行审查和规范，比如总统选举。“对于选举章程，我可以大胆预见，有朝一日联邦选举调查委员会将被赋予对此事进行调查的权力”他说道，“我支持‘信息受托人’这一设想，但是我不认为这些公司是否接受这一角色有多重要。联邦政府是独立的，我们完全能够掌控。”
对于网络信息垄断的一个终极的激进的解决方案就是建立属于大众自己的公共搜索引擎。“谷歌搜索自称是公共图书馆，但实际上不是，”爱波斯坦说，“公共图书馆不会监视读者，他们不会将读者的借阅信息出售给其他公司。他们只是帮你查资料，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必须取得谷歌搜索引擎的控制权并将它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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