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迟子建在《为生命的感受去写作》的访谈中曾说到。在大兴安岭脚下，“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 后来随着大兴安岭的开发和利用，鄂温克族人开始下山定居，这也使这支弱小民族在走向现代文明道路中慢慢地落寞。
小说以一个90岁的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自述来讲述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人几百年来过着的原始游猎生活。他们信奉萨满，常年在大兴安岭林海里迁徙，放牧驯鹿，依靠打猎生存，通过商人与外界交换获得生活物资。
可是这个世界绝不是风平浪静的田园生活，他们必须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寻找生存的道路，一方面他们与自然中的猛兽相搏斗以获得生存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从自然中获取食物，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他们有牧歌式的情感，也有恩怨情仇，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
但这种生活是有尽头的，小说第一部分结尾告诉我们日本人来了，另一个历史开始了。
抗日战争，饥饿年代，文化革命，改革开放，小说中用了5代人的沧桑巨变将一个原始游猎家族在历史大潮中兴衰转变的画面，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
第一代人还能代表着不被侵扰的原始游猎生活，从第二代人开始他们的生活被山外的战争所扰乱。日本人来了，生活无疑受到影响，一些人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改变。直到新中国成立，随着对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开始受到影响：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他们的游猎生活很难再维持下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下一代能够跟上时代社会的发展，他们必须要接受现代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但从一种生存方式向另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这种定居生活呈现出不适应性反复性。
"我”作为第二代人是始终不下山的，连下山的驯鹿都不适应定居生活，更何况习惯在山中游猎的人。如果说这种生活上的不适应性还属其次的话，那么在精神和情感上的不适应性则是致命的，最典型的表现便是伊莲娜。
伊莲娜是第四代人，是“我”的孙女，喜欢画画，氏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呼和浩特做美术编辑，离婚后与记者刘博文结婚，2000年投河而死。
伊莲娜在大山中出生，童年成长在山中，后来去激流乡读书，寒暑假依旧会回到山中，她喜欢画画，并靠着优秀的成绩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然而她是矛盾的，她喜欢原始自然，但又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寂寞，她向往城市，但又不能与城市和谐相处。焦虑茫然，一颗心无处安放，她既不属于自然，也不属于城市，精神无地彷徨，最终走向河流。
伊莲娜不是唯一一个生活在原始自然与现代文明相碰撞时代中的人，此外还有第四代人九月、帕日格、沙合力，索玛等。九月成为了一个邮递员，与商店售货员林金橘结婚后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而帕日格和沙合力不喜欢学校的教育，同时又不能回到山中，他们渐渐就成了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沙合力后来因偷盗山中木材被送进监狱。
这些随改革开放新时期一起成长起来的鄂温克族年轻人并没有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大多挣扎于自然原始到现代文明的或成功或失败的转换中。
迟子建在《从山恋到海洋》中写到：“大自然向他们敞开了美好而和谐的一面，也给了他们严酷而凄清的一面”。通过对鄂温克人这一百年来历史的讲述，小说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少数民族艰难生活的画卷，不仅表现了他们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也揭露了在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中，人类对大自然肆无忌惮的开发与掠夺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毁坏，如果“鄂温克人”也是“我们”，这个小说就像是一个寓言，一个关于自然原始与现代文明碰撞的寓言。
人们相信科学能改造自然，能改变环境，甚至"人定胜天”。在对人类自我的无限幻想与膨胀中，人们已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扭曲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扭曲了，自然不再是敬畏的对象，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人也变成了虚伪，狡诈，欺骗、虚荣…而简单质朴真诚温暖的人际关系逐渐变得缺乏，这不仅是从小说中走出来的“鄂温克人”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现代人所面对的问题。
作为人类，我们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不是一种冷冰冰的事物联系，而是一种具有温度的情感联结。
而现代的生活方式正在摧毁着人们的这种情感联结，使每个人在讯速变化的时代里迷失方向，孤身奋战，焦灼不安。尽管人们那么需要彼此，却依然在没有月光的黑夜中独自摸索前进。
就像在“黄昏”这一章节中我们明显感到小说的节奏加快，而且也不再用鄂温克人自己纪年的传统，而是用公元纪年，仿佛两个世界逐渐统一，终于现代文明淹没了原始生活，原始生活方式开始走向崩溃，随着这种生活方式而去的还有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模式。
但在尾声中它又恢复了和谐与安适，最后的结尾让人满怀憧憬，在路的尽头白色驯鹿回来了，去了布苏的“木库莲”又回来了。作者还是温情的，不忍的，还是给了我们希望。
而我们似乎都知道这是一条艰难的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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