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道家、法家、墨家等其余各家的起伏变化后，终于来到对中国底层民族记忆塑造最深刻的儒释道三家。之前各家流派，虽然对民族记忆都有塑造作用，但因其所固有的各种缺陷，导致其虽有作用，但不能成为决定性关键因素。儒释道三家以其独有优势，成为主导性力量。
了解儒释道三家前，笔者认为需先对中国宗教的特殊性有所了解，这些特殊性导致了中国宗教与西方的不同，同时这些概念的描述也方便笔者对后文的讲述，避免出现一头雾水情况。
纵观各种宗教，其发展往往沿着万物有灵论，即泛神论，多神教以及最后的一神教方向发展，使宗教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崇高世界，而绝大多数宗教都是延此发展。但中国的特殊性导致其在发展为多神教后，并未向着更抽象发展，反而是向着世俗化平民化实用化发展，毕竟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学说还是宗教，相较于西方都更加强调实用性。
了解中国特殊性，要从皇帝的身份、祖先崇拜、官僚体制、大一统思想、实用性、人神混杂观等几方面入手。首先要从皇帝的身份入手，不同于西方皇帝仅仅是王国的统治者，在中国，皇帝有着人神双重身份，并自诩为天子，即人神的最高位，这使得皇帝既是物质世界的统治者也是精神层面的统治者，即其既是皇帝也是教皇甚至超越教皇，也即作为物质世界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做为精神领域的统治者代天牧民，掌握着中国宗教的最高权利。在此基础上皇帝身为神明作为效忠其手下的官僚，自然有了一定的神性，同时中国的人神混杂观、祖先崇拜、自强不息、以及极度强调实用性，这些方面同时作用，诞生了中国特殊的封神体系与宗教目标，这些方面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宗教，不但影响了道教，也对后来的佛教造成了深刻影响。
对中国宗教的发展则要观察道教，毕竟中国真正也是最初的宗教正是由道教建立而成，其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在其之前的则为巫术。道教作为一个在汉朝逐渐发展起来的宗教，对其观察一定不能脱离历史背景，而观察其背景也是对中国特殊化的绝佳体现。
道教是在汉朝逐渐发展起来的宗教，汉朝中国在实际与理念上同时完成闻所未闻的大一统理论，确立中央大一统的行政结构，并被历朝所沿用，这使得在汉朝发展起来的道教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并且因为这种制度深入人心更为老百姓所接受，使道教创造了中国的道教公务员体系。这也是中国宗教特殊的第一个地方，所谓公务员体系，即为官僚体系，听从指挥，既有权利的同时也对某事有着责任和义务。举例来说与传统的多神论以及西方诸神不同，在中国虽然也是每个神各司其职，掌管一方，但却有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其区别为西方诸神虽然掌管某项职责，但这种权限往往为天授，生来即拥有，这使得其权限只表示其有权限管理，并不表示其一定要管理，即有权利无义务。而中国不同，中国神明权限虽有些为天授，但更多是由天庭授予，这使其有权限但同时也必须对权限实行相应的管理与义务。举个更为形象的例子，西方的海神波塞冬与东方的龙王相对比，二者虽然都具有对大海的管理权限，对于海神波塞冬而言是否降水，是否保证风调雨顺则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心情而无人能够对其进行管辖与命令。中国不同，作为水神龙王，既有责任有义务来保障这些，并且还需听从天庭指挥，一旦出错还会遭到惩罚。这明显是受到中国传统官僚制主义的影响，并且由于官僚体制的庞杂、混乱、责任不清、以及官僚的升迁任免，使得中国的神话体系在繁杂的同时，还造成了神仙人数与权限不固定的情况，例如以财神为例中国即有文武财神，还其余对财神职权有着管辖的神仙菩萨等，这虽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但同时也给老百姓带来方便，毕竟不需要对多位神进行专门的祭祀而是可以向某位神进行多种祈祷，同时这也带来朝廷封神的空间，毕竟如果一个萝卜一个坑，朝廷也无法进行册封。
所谓的封神体系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观念形成，这种观念的形成也影响了道教以及后来佛教的宗教目标。因为中国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善恶有报思想的信服，以及人神杂糅观的塑造，并且因为皇帝作为神明与效忠其大臣身上所具有的神性，还有天人感应观念的盛行，这使得皇帝与大臣有权与鬼神沟通，而这也是朝廷封神的基础来源，这使得朝廷甚至地方报奏后都有权利封神，这也是中国各类历史人物封神的由来。而道教作为本土宗教，这使得早期朝廷所册封的种种神明只能为道教神明，这使得朝廷需要道教为其背书，但由于皇权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使得道教虽为自由宗教，但实际依然为朝廷服务。
由于这种人神观的提出，使得中国宗教彻底偏离了世界其他宗教成为了自成一体的奇特存在，即修仙与成佛观念的提出与践行，这也使得中国宗教目标有别于世界其余宗教。作为中国本土人，可能对修仙与成佛的观念习以为常，并且由于现代网络小说的兴起，更使得这种观念稀松平常，但如果对比世界其余宗教，就会感到中国的另类与特殊，在中国你作为一个道馆的主持或是寺院的方丈，你的目标是什么？是大力发展信徒，传播宗教？是荣耀诸神？是行善积德，拯救世人？都不是......身为主持与方丈,你的目标是通过某些手段让自己成仙，成佛。这无疑是个相当颠覆的结论，尤其对比西方，在西方如果是希腊教的信徒，你的目标是成神吗？或者作为基督教信徒作的神父，你的目标是成为天使吗？这对西方无疑是无法想象的存在，但在中国这是很正常的想法。而这也是中国独特宗教观所形成的目标，正是基于此，中国出家人的目标不再是传播宗教，而变成生前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成仙，或是依附朝廷，行善积德，死后通过册封使自己成仙，而这也使得道教的发展愈发世俗化，愈发实用化。正是这种世俗化、实用化，让道教成为了影响民族记忆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世俗化、实用化使早期道教缺少了更为高级逻辑与纯理论思辨性，也是其后来一时不敌佛教的原因之一。
道教之后，自然离不开与其并驾齐驱的佛教。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虽然早先有零星传入，但大规模传入是南北朝时期，作为正处于华夷之辩区分的关键时期，其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虽然被胡人所推广但却并未被多数人接受。而且由于佛教最初教义与思维皆为印度版本，与中国本土观念相去甚远，这也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也由于佛教在印度需要大量与其他教派辩论维护教义，这使得佛教的因明学与逻辑思辨相当发达，这固然阻碍了底层民众的了解，却恰恰吸引了当时因为儒家固有缺陷而对儒家失望的知识分子青睐。而佛教在度过最初的水土不服期，立即积极适应中国本土观念，同时鉴于其教义的复杂与晦涩，佛教也积极推出了自己的世俗版本即最流行的阿弥陀佛与各类咒语，同时针对道教的天庭公务员体系，佛教也推出了自己的菩萨天团。其作用就是与道教争夺信众，佛教在历史上的做法与现在的品牌营销相当类似，对针对衣食无忧，仅仅追求精神世界的士大夫就用佛教中严谨的因明学与逻辑思辨对其进行吸引，而对于下层则采用菩萨天团，通过对菩萨职权的划分来针对道教从而吸引更多信众，例如针对道教救苦难太乙真人，推出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针对道教文曲星，推出同样注重智慧的文殊菩萨，针对道教死后系统，推出地藏王菩萨与轮回观念，从而使信众信服以此来吸引信众，融入其生活，而针对最底层，则教导其念各类法号与咒语，例如阿弥陀佛与观音六字大明咒。应该说，佛教的种种针对措施都相当有效，也确实打得道教节节败退，但佛教唯一错估的是中国的世俗力量。不同于印度世俗力量薄弱，在中国作为世俗力量代表的儒家，因为大量人才被佛教吸引过去导致人才流失，早就对佛教深感不满，同时因为佛教对世俗力量的认识不够肆意妄为扩张，终于导致中国权力巅峰皇权的不满，从而导致了三武一宗等诸多佛教历史上的灾难。但也正是经历了诸多灾难，使佛教逐渐明确如何正确的与世俗力量相处，如何更好地发展却又不会被排斥打压，那就更加世俗化，实用化，同时由于中国本土特殊的宗教观与成佛目标的影响，这使得佛教的发展也与道教类似逐步世俗化，虽然依然保留着其对于各类逻辑思辨的了解，但依然愈发的世俗化与实用化，而在此过程中佛教也逐渐被中华民族记忆吸收接纳，成为民族记忆塑造的重要推手。
终于来到了影响中国几千年发展的儒家，儒家因其在中国的庞大影响力甚至被称为儒教，足见其对中华文化影响之深。儒家最早仅仅作为诸子百家之一，并未有何特别之处，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实用性主张与学说，但不同于法家，杨朱甚至墨翟，基本完全不受到国君等人的喜爱，即使是儒家的圣人孔子与亚圣孟子，虽然备受尊重但却始终无法将自己的学说推而广之。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儒家学说的固有缺陷所导致，儒家最为推崇的即为周礼、仁爱与等级秩序，这些共同前提都需要整个社会为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并且由于仁爱仁政的实行使得需要长期稳定和平的社会，而这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满足的要求，同时由于儒家过分强调和平时期的等级秩序长幼尊卑，这使其一旦生逢乱世，等级秩序被打破，就完全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毕竟你不能要求一个人既尊卑有序，规规矩矩又出类拔萃，独占鳌头。春秋战国正是一个乱世，这使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完全不受重视，因为这种见效慢甚至未必见效的措施任何国君都不会实行。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把儒家学说进行改造，吸纳了大量过去阴阳家等其余学派的学说，使其成为一门崭新的儒家学说，并将其仅献给汉武帝，因为大一统理论与天人感应的提出有助于维护大一统治，并且由于儒家其在和平年代所推崇的尊卑等级秩序有助于维护统治，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使其成为官方思想，但在这种补齐中，儒家的固有缺陷并未被填补，这也导致儒家在两晋的衰落。
虽然汉朝有过战乱，但由于持续时间过短并未暴露儒家的缺陷，甚至包括三国时期毕竟三国时期也仅仅六十余年，但当进入五胡乱华，南北朝时期，在长期动乱中，儒家缺陷彻底暴露，作为一种治国学说当人发现其在乱世无论是对内治理，还是对外征战都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其自然会被抛弃，这是魏晋玄学兴起的原因之一，也是儒家的第一次衰落。直到隋唐建立，虽然儒家依然被尊为官方学说，但由于隋唐整体蓬勃发展的气象与儒家强调尊卑等级秩序的格格不入，再加上李唐对道教的推崇与佛教的传入与发展，都使得儒家愈发颓废，而这也完全超出了孔子等人的设想，毕竟儒家仅仅是门学说，而佛道两教都属于宗教，以一种学说来对抗宗教，就如同现在用经济学或是文学与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进行对抗，这无疑是以卵击石。因为跟宗教相比，儒学对于世界、人生、意义、鬼神等都无法做出解释，尤其知识分子被道教的成仙，被佛教的成佛，或是对其对道教道法自然、佛教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等所吸引，反观儒家的目标，成为君子或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与之对比儒家无疑相形见绌。因此尽管唐朝有韩愈等人希望复兴儒学，甚至学习佛教梳理传承谱系，但都无法成功复兴儒学。
时间来到宋朝，因为辽国的存在，这使得宋朝必须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因此推行复兴儒家就是大势所趋，但儒学的缺陷与被道佛两家所压制的效果，依然无法解决，直到朱熹出现。朱熹发现既然仅作为一门学说无法克服自身缺陷，也无法对抗宗教，那就将其向宗教方向发展，并基于此提出了理学，在理学中朱熹针对儒学的各类问题都提出自己的解答，例如针对世界本源朱熹提出了气理之说、针对佛道成仙成佛，理学提出了成圣概念。而也正是朱熹对这些终极问题的解答，虽然使得儒学更像是宗教，但也确实解决儒学面对佛道两家的困扰，同时也解决了儒学的固有缺陷，毕竟如果是学说就会要求其给予各类解决方法，但若是宗教你只会选择信或是不信，而这也是朱熹被尊称为圣人的原因之一。所谓祸福相依，虽然朱熹通过让儒家宗教化使其摆脱了佛道的掣肘，但也同样带来了儒学的僵化，毕竟一门学说你可以进行调整改变，但一门宗教任何修改都是一种冒险，以宗教神学而言，任何一点的修改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至于大的修改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宗教都无法逃脱的宿命，除非有极强的外力对其进行打破，当其被打破后若能破而后立就能迎来新的发展，或是逐步灭亡，例如遭受启蒙思潮的欧洲与重新发展的基督教，和遭受屠杀从而灭亡的印第安文明。这本是一种仅仅关乎宗教的演化，但对于中国而言儒学不仅仅是宗教更是一种治国理念，当其僵化后其带来的后果无疑是破坏性，尤其当政府也正在加强对于思想的禁锢，这无疑为中国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与辉煌历史的古老国度，其历史上出现的各类流派、学说、宗教，都共同形成了对其民族记忆的塑造，而这些塑造不但影响了当时的环境与学说，同样也对后世影响深远最终发展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习惯，只有当我们追本溯源才能把握其本身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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